许多国家目前正在讨论和改革其移民政策。这些讨论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吸引技术型人才，以缓解国内技能短缺，并促进创新与创业。
外国出生人口对科学进步、技术进步和商业成功的贡献比比皆是。我们估计，约3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获奖时居住在其母国以外。1 以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Venkatraman Ramakrishnan教授为例，他因对核糖体结构与功能的研究而获奖。Ramakrishnan教授出生于印度，曾就读于俄亥俄大学。获奖时，他任职于英国剑桥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与许多同为诺贝尔奖得主的同行一样，Ramakrishnan教授也是一位多产的发明家，申请了大量专利。
除了轶事证据之外，技术移民对不同国家的贡献究竟有多重要？是什么决定了他们的迁移决定，这些决定又如何影响输入国和输出国？在本专栏中，我们使用一种新的数据来源，追踪一类特定技术型人才——即发明家——的全球迁移流动。我们回顾了数据中呈现的主要模式，并探讨了关于是什么促使发明家迁移的初步证据。
专利数据能告诉我们哪些关于技术移民的信息？
经济学家在更好地理解技术型工人迁移的原因与后果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Docquier and Rapoport 2012）。基于新的跨国人口普查数据库是这些新见解的重要推动力（Carrington and Detragiache 1998, Docquier and Marfouk 2006, Özden et al. 2011）。
然而，尽管有这些改进，重要的数据局限仍然存在。基于人口普查的数据集仅每十年观察一次迁移存量。各国对技术型工人的定义各不相同，特别是当样本包括非经合组织国家时。此外，现有的技能类别往往较宽泛；特别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的资格，其范围可能从非大学技术学位到博士学位不等。
为克服这些局限，我们依赖一种截然不同的信息来源——专利申请。许多国家都有专利数据，且时间序列上没有中断。此外，专利数据涵盖发明家——这一类劳动者处于技能分布的上端，可以说比整体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更为同质。更广泛地说，发明家具有特殊的经济重要性，因为他们创造的知识是技术和产业变革的根源。
专利文件列出了申请专利的公司或个人；同样重要的是，它们还列出了为申请人寻求保护的发明做出贡献的发明家。遗憾的是，专利文件通常只记录发明家的姓名和地址，而不提供发明家个人经历的更多信息。Agrawal et al. (2011) 和 Kerr (2008) 依据发明家姓名的文化来源识别了移民发明家。这一方法取得了重要见解；然而，它只能应用于某些司法管辖区，而且当某些族裔的迁移历史跨越一代以上时，它可能会产生误导。
幸运的是，事实证明有一种专利数据来源可以直接提供发明家迁移背景的信息。根据《专利合作条约》提交的专利，既包含发明家的居住地信息，也包含其国籍信息——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专利合作条约》的资格标准。使用《专利合作条约》数据为绘制全球发明家迁移流动图提供了额外优势。该条约覆盖范围广泛，对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利申请人适用同一套程序规则。此外，鉴于申请人愿意承担在多个司法管辖区寻求专利保护的费用，根据《专利合作条约》提交的申请很可能涵盖商业价值最高的发明。我们总共观察到近500万条包含发明家居住地和国籍信息的记录（Miguelez and Fink 2013）。Ramakrishnan教授出现在其中的多条记录中。
那么，谁在发明家竞争中领先？
现有数据集显示，2005年整体迁移率为1.9%，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迁移率为4.8%。我们的数据表明，发明家的流动性要高得多，2005年全球有10%的发明家具有迁移背景。
美国无疑是移民发明家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图1），接纳了全球居住在其母国以外的发明家的57%。此外，美国的移民发明家人数是居住在国外的美国发明家的15倍。瑞士、德国和英国也吸引了大量发明家。然而，有趣的是，德国和英国的发明家移出人数多于移入人数。加拿大和法国同样呈现出发明家净移入为负的状况。
图1。移民与移出发明家（千人）及净迁移状况，2001–2010年
在美国，移民发明家占全部居住发明家的18%。若干欧洲小国的移民比例甚至更高，尤其是比利时（19%）、爱尔兰（20%）、卢森堡（35%）和瑞士（38%）。在欧洲较大的国家中，英国（12%）的移民发明家比例相对较高。相比之下，在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外国国籍人士仅占全部发明家的3%至6%。日本是唯一移民发明家比例低于2%的高收入经济体。
发明家迁移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现象。在我们的数据集中，30条最重要的双边迁移通道仅占全部通道的不到0.08%，但它们却占了全球发明家迁移总量的近60%。在这30条主要通道中，美国是最常被列为目的地的国家。大多数输出国是其他高收入国家，不过排名前两位的通道——中国到美国和印度到美国——的输出国为中等收入国家。
具体来看南北迁移，美国的领先地位更为突出：来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移民发明家中，近75%居住在美国。中国和印度显然是两大主要中等收入输出国，其后依次为俄罗斯、土耳其、伊朗、罗马尼亚和墨西哥（图2）。
图2。
是什么促使发明家迁移？
在后续研究（Fink et al. 2013）中，我们考察了是什么决定发明家的地点选择。我们发现，许多解释整体迁移的变量也能解释发明家迁移。特别是，经济激励正向影响发明家的迁移决定，而迁往另一国的成本则对这些决定产生负面影响。
然而，与一般移民群体相比，出现了一些有趣的差异。大多数迁移成本变量对发明家的影响小于对一般人群的影响。我们认为，这表明高技能移民更了解工作机会、适应性更强，并且更能克服迁移的法律障碍。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与目的国使用共同语言，我们发现这对发明家更为重要。这可能表明，沟通在高技能职业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目的国收入对南北发明家迁移的影响远大于对整体发明家迁移的影响；估计的收入弹性几乎是其两倍。这表明，发明家迁移的决定因素因发明家的来源而异。特别是，技能回报的差异似乎是南北迁移的主要解释。与此假设一致，我们发现南北迁移几乎完全是单向的。相比之下，技能回报的差异对北北发明家迁移的重要性似乎较低，北北发明家迁移通常是双向的（贸易学者会注意到这与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模式之间的有趣相似之处）。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例如，为什么我们看到德国发明家迁往美国，而美国发明家迁往德国。一种解释可能是，发明家专注于某些技能，而不同地点则专门从事需要这些技能的研究活动。也可能存在其他解释。需要开展更多研究，以完善并深化我们对双向发明家迁移模式成因的理解。
结论
本专栏总结了关于技术型工人迁移模式与决定因素的新证据，重点关注发明家这一具体案例。我们认为，专利数据可以为技术型工人流动的原因与后果提供新的启示。除了本文概述的研究之外，我们的数据还可以为选择性技术移民政策的影响提供见解。更广泛地说，这些数据可用于研究移民如何促进东道国的创新绩效、在思想的国际传播中扮演什么角色，以及侨民和回流移民如何使输出国经济受益。
学者们强调了后一个维度，以论证技术移民并非单行道。回到我们最初的例子，Ramakrishnan教授已与故土重建了联系，并定期访问班加罗尔，在那里他与同事——尤其是年轻科学家——进行交流。
达沃斯2010——IdeasLab全球重塑——移民与技能缺口
作者： Carsten Fink，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首席经济学家。 Ernest Miguelez，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经济与统计司研究员。 Julio Raff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经济与统计司研究员。
本文最初发表于 voxeu.org。
图片：一名韩国发明家与他的卫星合影 REUTERS/Kim Hong-J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