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快速发展的城市及城市地区日益面临城市暴力：极端主义者企图实现其政治或宗教目标，犯罪团伙则控制其地盘。随着城市开始在国家和国际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政治示威也引发了暴力骚乱和社会动荡。
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2017年全球和平指数》报告指出，2008—2017年间暴力犯罪总体有所减少。然而，衡量公众对暴力犯罪看法的指数显示，同期民众的担忧日益加剧。
城市似乎变得更加危险，这种看法未必符合现实，也可能是媒体对重大事件的关注所致。另一种可能是，犯罪统计数据未能准确反映城市暴力的状况。目前没有明确的方法能够全面了解城市层面的暴力模式。城市和市政政府的相关负责人可能无法确信，民众的看法是否准确。
提升竞争力
欧洲城市是经济重镇，也是推动人员、资金和资源国际流动的重要力量。减少犯罪暴力、极端主义暴力和社会暴力，有助于提升竞争力，改善居民的生活品质。
更有效地利用信息，正推动城市生活诸多领域的发展。城市正通过数据驱动型举措，减少交通拥堵、改善服务提供、优先安排基础设施投资和住房建设，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施策。
作为释放欧洲城市全部经济和社会潜力的一项主动举措，SeCURE Cities 倡议将把同样的方法用于减少城市暴力。该倡议旨在提供相关工具，帮助城市和市政当局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全面了解各自城市的暴力状况。
全面掌握情况将有助于推动务实的本地行动；SeCURE Cities 倡议也将成为宝贵的信息来源和协作平台，促进受暴力影响者开展多方合作。
此外，凭借这一知识基础，城市能够借助迅速兴起的城市网络，找到最能帮助其解决现有问题、并在新问题出现时迅速作出应对的合作伙伴。
全面了解暴力状况
现有的城市暴力信息很少汇总起来，因此难以全面、整体地了解某座城市的情况。
城市暴力最常通过犯罪统计数据来衡量。犯罪统计数据显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但远非全面。未曾报案的事件、最终未能起诉的调查，以及未能定罪的起诉，都是可能未被统计数据涵盖的城市暴力案例。
城市暴力的分类也可能妨碍人们全面了解情况。同一起本质上相同的暴力事件，有时可能被归类为暴力犯罪、加重仇恨犯罪或恐怖袭击。事件的分类将决定由谁负责应对、收集和存储何种信息，以及这些信息是否与合作伙伴共享（包括国内和国际合作伙伴）。
缺乏统一标准，使人们更难在欧洲层面识别和分析暴力模式。欧洲刑警组织在最近一期《欧盟恐怖主义形势与趋势报告》中指出，缺乏通用定义会带来问题。
除了犯罪统计数据，还有哪些城市暴力信息来源可以帮助城市全面了解情况？
执法部门显然是一个合适的起点。警方、监狱管理部门和缓刑监管部门积累了大量有关城市暴力的知识，但这些知识仍留在各自部门内部。
城市日益聘用私人安保公司，在无法持续部署警力的区域提供可见的安保力量。各类企业也广泛使用私人安保公司保护其财产并提高员工安全。
各种社区团体——无论是慈善机构、宗教团体、青年团体还是体育俱乐部——都能了解到城市暴力事件。有时，这些知识来自有组织的项目，例如为有暴力史的人提供“退出通道”，避免他们成为刑事司法系统的关注对象。有时，相关信息则是偶然获得、未经系统整理的。
学校、教育委员会和社会服务机构掌握着相关个人及家庭的信息，这些人或家庭经常卷入暴力事件，或经常表现出暴力行为。
卫生系统积累了大量有关城市暴力的数据。除了因暴力受伤就医者的信息，针对性的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也日益被认可为帮助功能失调家庭应对或克服问题的方法。
对于担心暴力事件数量或严重程度实际增加或看似增加的民众而言，向政党和民选代表提出问题和投诉可能是自然而然的求助途径。因此，在地方层面，政党也充当了解城市暴力情况的“耳目”。
后续步骤
如果我们承认，大量有关城市暴力的信息尚未得到利用，因而未能改善民众生活，那么我们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不妨设想一下：10年后，城市和市政政府的新一代工作人员可以怎样更有效地减少城市暴力？
设想上述各类公共和私人机构的工作人员，日常工作时使用平板电脑界面，按照商定的模板实时录入数据。这些数据经过筛查，以确保其完整性并保护民众隐私，随后自动录入存储于云端的数据管理系统。检索系统将使数据可供广泛网络中的用户使用，每位用户都能根据需要汇总或拆分数据。
这样的系统可能提供哪些类型的数据？类型多种多样，其范围或许只受人类想象力的限制。
⦁ 不同公共和私人机构拥有并控制的摄像头，可以利用人脸识别和车辆数据进行实时追踪。
⦁ 物联网将大幅增加来自传感器的信息，例如安装在路灯或公共交通工具中的传感器。
⦁ 用于扫描社交媒体、识别仇恨犯罪事件或煽动极端主义暴力言论的工具，正变得日益先进。
⦁ 在几乎每位民众都配有智能手机的社会中，记录暴力事件的在线视频、图像和音频文件将越来越多。
⦁ 教育、卫生和社会服务部门的匿名化数据，可以提供经过适当匿名化处理的个人及家庭信息。
⦁ 警方和缓刑监管部门访谈所产生的匿名化数据，可以提供有关犯罪暴力的信息。
将这些信息以及更多信息关联起来，纳入一个可供用户以不同方式查询的仪表板，在技术上不存在障碍。
这种方法已经开始用于绘制城市生活其他领域的情况。不过，已有证据显示存在“信息孤岛效应”。有人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已脱离城市和市政政府的日常工作。现有体制难以开发数据丰富的应用，因为“一个部门生成的数据往往不为其他部门所知，而其他部门本可以利用这些数据产生重大影响”。
打破信息孤岛效应，最佳途径是发挥政治领导作用。妨碍数据整合生成和管理的因素并非无关紧要，但在必要的政治领导下，可以探索现有法律和行政边界内的可能性。
没有领导推动，跨部门或跨机构合作不太可能在官僚体系的中层发生。积极投入的政治领导者需要授权以共同目标为重点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倡议，例如全面了解某座城市或市政辖区的城市暴力状况。理想情况下，这项授权应在地方选举中经过讨论并获得认可。
下一步，可以在一座或多座具体城市测试一种通用的数据生成与管理系统设计，该系统以共同定义为基础，并采用统一模板。经试点城市验证的设计，可以成为相关城市和市政辖区群体展开更广泛讨论的基础。
SeCURE Cities 倡议可以探索与相关泛欧组织建立联系，例如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同时吸纳现有网络参与，包括 Strong Cities Network、Nordic Safe City Network、European Forum for Urban Security、100 Resilient Cities Initiative 和 Global Cities For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