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服务贸易对全球贸易平衡至关重要？

关于全球失衡的争论绝大多数都集中在货物贸易上。鉴于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制造业顺差经济体，这种侧重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种关注可能忽略了服务贸易中正在发生的、虽不显眼但影响日益深远的转变。

几十年来，中国巨大的货物贸易顺差一直被同样为全球最大规模的服务贸易逆差所部分抵消。如果没有这一约占GDP 1.2%的服务贸易逆差，中国去年的经常账户顺差可能会接近GDP的5%。这一长期存在的逆差，曾经是一个自然的平衡力量，如今即将收窄。

这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再平衡和全球贸易格局都具有深远影响。

货物贸易的规模仍远超服务贸易，货物进出口额分别约为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的10倍和4倍。

然而，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更快。2021年至2025年间，服务出口增长了83%，服务进口增长了65%，远超货物贸易48%和32%的增速。如果服务出口持续优于进口，在缺乏政策或汇率调整的情况下，不断收窄的逆差将使中国的对外顺差更加持久。

旅游业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的最大组成部分。去年该逆差达2540亿美元，远超其他所有类别。目前有几项因素表明，这一趋势将趋于缓和。随着毕业生在国内外的就业前景均趋于疲软，海外学费支出可能达到峰值。与此同时，海外华人的消费对汇率预期较为敏感。对人民币不那么悲观的前景应会抑制此类资金流出。此外，出境旅游将继续复苏，但受制于收入增长和财富积累放缓，复苏速度可能放缓。

与此同时，入境旅游正强劲反弹。中国已将免签国家扩大至75个，涵盖除美国以外的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入境游客数量已超过疫情前水平，去年达到1.55亿人次。综合来看，这些趋势表明，尽管旅游逆差依然庞大，但很可能已达到峰值。

在运输服务领域，正发生着类似但程度较轻的转变。历史上，由于外国承运商主导全球物流，中国庞大的商品贸易并未转化为相应的运输收入。

这种情况在疫情期间开始改变，当时供应中断提振了对中国承运人的需求。此后，中国在整个海运供应链中的地位得到加强：中国生产了全球约90%的集装箱和一半以上的船舶，并拥有全球超过14%的船队运力。因此，运输出口急剧上升，而进口则基本保持稳定。去年估计为400亿美元的逆差正在收窄，并可能进一步下降。跨境电子商务的扩张以及中国物流提供商日益重要的作用，都强化了这一趋势。曾经依赖进口的货物，正越来越多地由国内提供。

知识产权领域的情况则更为复杂。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逆差，这反映了对外国技术的依赖。

然而，两种对立的力量正在重塑这一格局。一方面，发达经济体的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限制了中国在半导体和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尖端技术；另一方面，中国正越来越多地将其自主创新转化为经济收益。专利许可，特别是在电信、移动和制药领域的专利许可迅速扩张，仅去年的医药专利许可交易额就达到1340亿美元。

数字服务正成为中国的一大优势来源。中国的信息与通信技术服务顺差稳步扩大，去年达到320亿美元。这既反映了国内政策，也反映了外部需求。数据本地化及监管壁垒限制了进口，而云计算、数据处理、数字内容以及跨境电商相关服务则推动了出口。

然而，重要制约因素依然存在。中国的数字服务出口额仅为印度的40%左右。此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尤其是对数据安全的担忧，带来了日益严峻的挑战。中国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努力，既彰显了其雄心，也凸显了其面临的监管障碍。

包括研发、咨询、法律、设计和工程在内的商业服务也在快速增长。这反映了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业务足迹不断扩大。随着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运营和授权技术，它们既创造了此类服务的需求，也提供了相应的供给。在某些情况下，技术出口本身会被计入服务出口，特别是当其以研发合同而非直接销售的形式进行时。这进一步推高了服务出口的统计数据。

综合来看，这些发展表明了一个明确的趋势：中国正在全球贸易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服务份额，涵盖物流、数字平台和技术许可，同时减少了对外部供应商的依赖。其结果是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经常账户顺差更加稳固。

这一转变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美国和欧洲的大部分争论都集中在关税和贸易限制上。然而，关税主要减少的是来自其他国家的双边货物出口，它们对其他国家的进口、服务贸易或整体外部失衡几乎没有影响。

因此，可持续的调整必须通过其他渠道实现。要实现中国对外经济地位的持久再平衡，需要更强劲的国内需求，更关键的是，需要更强势的货币。人民币升值将抑制出口同时促进进口，从而影响货物和服务贸易。

全球失衡并非一成不变；它们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而演变。就中国而言，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的转变正在改变对外调整的机制。若仅关注制造业，则可能忽视正在进行的深刻转型。

随着服务业日益成为中国对外经济地位的重要驱动力，维持全球经济平衡的挑战将日益严峻。理解这一转变对政策制定者至关重要，对任何试图把握全球贸易动态的人而言亦是如此。

数据说明：本文引用的统计数据源自Haver Analytics，或基于国际金融协会内部研究和计算得出。

本文作者：

马青，国际金融协会(IIF)亚太区首席代表兼中国研究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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