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如何在实现全球净零排放目标中发挥关键作用？

全球迈向净零排放的这场竞赛，通常被描述为一个关于绿色初创企业、私人投资者和跨国公司大胆给出气候承诺的故事。但在这场变革背后，其实藏着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主角，一股被忽视的强大力量，而它们恰恰是全球能源系统和转型的核心：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肩负双重使命：它既像企业一样追求商业回报，又要承担广泛的社会责任，比如创造就业、带动区域发展，甚至提供公共服务。它管理着一个国家最关键的能源基础设施，既要确保能源安全，也要在那些私人资本不愿涉足的地方，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些企业规模庞大，不少产值占到了国家GDP的相当比重。它们不只是一般的市场参与者，更充当着国家机器的角色，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国有企业在许多经济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能源、采掘业、基础设施和金融等战略领域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从中国的公用事业公司到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巨头，再到印度的煤炭和电力公司，国有企业既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也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

在几乎所有全球南方国家，国有企业在能源、矿业、交通运输和金融领域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它们往往管理着关键基础设施和整个价值链。在能源领域，国有企业承担了全球化石燃料产量的一半。

由于国有企业既是主要的排放源，又是各国政府手中独特且强有力的政策工具，它们既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净零目标的实现无法脱离国有企业，其转型并非可有可无的选项，而是全球气候转型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这些国有企业中有很多都是各自国家的龙头企业，其他公司往往视其为行业领袖并效仿其做法。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2000年至2023年间，进入全球营收500强的国有企业数量增长了约四倍。

它们的行动深刻影响着各国乃至全球净零路径的可行性、进度和公平性。简而言之，通往净零排放的必经之路，就在于这些全球国有巨头的董事会决策之中。

气候外交长期以来忽视了全球国有企业联盟，甚至有时妖魔化了它们。国有企业既是经济主体，也是国家治理工具。因此，气候外交的范围应该超越政府和私营企业，将这些国有巨头也请到谈判桌前。

到本世纪中叶，国有企业很可能与如今以化石燃料为主导的传统企业截然不同。那些走上业务多元化发展道路的企业，能够转型、生存并发展壮大；而那些固守旧有技术和商业模式的企业，则很可能被淘汰。

在根深蒂固的官僚文化、政治干预以及相互冲突的任务授权等挑战之下，国有企业往往将短期收益或就业置于长期可持续性之上，导致其转型步履维艰。尽管如此，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变革路径范例。

许多国有企业还面临治理结构薄弱和公众问责机制有限的问题。在化石燃料占比过高的国有企业中，强大的国内利益集团往往抵制将其业务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减缓对新兴领域的投资。除此之外，资金限制和历史债务也可能削弱它们向绿色基础设施转型的能力。

这些结构性挑战意味着，如果不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许多国企非但不能成为净零转型的引擎，反而有沦为转型瓶颈的风险。尽管国有企业拥有加速净零转型的规模和能力，但除非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否则其治理结构和组织文化可能会阻碍这一进程。

第一类国有企业是从内部进行彻底转型的企业。例如，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力公司，中国国家电网公司，正在大力投资智能电网、数字化和储能，力争到2030年实现1200吉瓦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容量。

与此同时，挪威国家石油公司（Equinor，前身为挪威国家石油公司Statoil）已转型为一家综合性能源公司，并在北海开展了大规模的海上风电项目。这类转型需要董事会具备远见卓识的领导力，才能驾驭挪威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

与此同时，第二类国有企业则侧重于战略投资组合的转向，而非整体性的转型。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已将大量投资转向气候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初创企业，将可持续发展理念植入其投资理念。

这种战略转向的主要载体通常是新成立的合资企业或子公司。例如，印度最大的电力公司NTPC有限公司已成立多家公司，专门投资于可再生能源、核能和绿色氢能领域。

鉴于国有企业在气候行动和净零转型中的战略重要性，多边主义和外交政策应将其视为变革的核心力量。具体而言，应将国有企业纳入气候外交范畴，使气候融资与国企转型相挂钩，并组建全球性的国有企业联盟。

为了将国有企业纳入气候外交， 双边和多边协议必须明确涉及国有企业的内容。从二十国集团（G20）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进程，各大气候论坛应制定针对国有企业脱碳和治理的衡量指标。

例如，如果G20承诺要求国有企业透明地报告其排放和投资情况，将对全球最大的这些国有排放源带来同侪压力。

在气候融资与企业转型挂钩方面，开发银行、主权财富基金和信贷机构必须将“绿色附加条件”作为国有企业融资的常态要求。欧洲投资银行等机构已经要求进行气候风险评估；这种模式应该得到推广。由于国有企业高度依赖优惠贷款和担保，这种附带条件的融资手段具有极强的约束力。

最后，由领先国企组成的联盟，涵盖中国国家电网、由印度煤炭公司与法国电力集团合作的合资企业（Coal India EDF）等公用事业公司，以及挪威艾奎诺（Equinor）和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等能源巨头，可以协同开展在可再生能源氢能、海上风电和智能电网领域的投资。

此类联盟不仅能加速技术传播，还能为国企改革创造压力。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可以将这些平台作为外交工具，使国内产业政策与国际气候承诺保持一致。

挪威艾奎诺（Equinor）、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Enel）和沃旭能源（Ørsted）等国有企业的实践证明，国有企业在保持商业可行性的同时，完全有能力引领能源转型。国际论坛应当展示这些典范，并为模式推广提供技术援助。各国政府还可以建立南南知识交流机制，让来自印度、南非或巴西的国有企业向这些行业先驱学习经验。

总而言之，大型国有企业将在全球迈向净零排放的征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它们的生存和成功完全取决于其能否实现根本性的转型。

那些依旧固守高碳产业的国企或许会日渐式微，而专注于可再生能源、绿色基础设施和气候韧性的新兴国资企业则可能脱颖而出，填补关键的领域空白。

当全球实现净零目标之时，大型国有企业将已蜕变为在各个层面都将可持续发展置于首位的经济实体。国有企业拥有规模宏大、政府支持及战略影响力等独特优势，这使它们能够成为推动系统性变革的催化剂。

通过深耕关键可持续领域并采取透明且负责任的经营实践，这些标杆国企可以激励全球其他企业，共同加速向净零未来的转型。

因此，各国政府和利益相关方必须优先支持这些转型，深刻认识到大型国有企业的未来与全球气候雄心以及可持续经济发展早已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本文作者：

Abhinav Jindal，电力管理学院高级研究员

Sandeep Pai，杜克大学尼古拉斯能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国际能源转型高级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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