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

亚洲慈善家需要更大胆地慷慨解囊

若策略得当,慈善事业可产生深远影响。 Image: Micheile Henderson/Unsplash

Shaun Seow
CEO, Philanthropy Asia Alliance
Varad Pande
Partner & Director,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BCG)
  • 亚洲的亿万富豪数量居全球之首。
  • 通过“催化资本”而非“谨慎捐赠”,亚洲慈善家可以加速最关键的投资并减少风险。
  • 亚洲的慈善事业可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战略支柱,在气候安全、经济韧性以及未来发展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亚洲的亿万富豪数量居全球之首,但他们做慈善的方式仍较为谨慎,主要集中在传统捐赠。值此不确定性上升的时代,这些富豪只有释放出巨大的潜力,才能解决人类和地球面临的一系列挑战。

例如,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每年仍面临2.5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即改善公共卫生、获取教育机会和加强气候韧性所需的资金。与此同时,许多政府的预算仍因新冠疫情而紧缩,官方发展援助(ODA)也在减少。经合组织(OECD)预测,由于捐助方优先事项的改变,2025年的官方发展援助将减少9-17%

鉴于亚洲的体量以及其在诸多领域(尤其是气候领域)中推动变革的能力,若亚洲的慈善家能够慷慨解囊,世界有望在2030年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如此一来,他们也能在全球安全、稳定与繁荣的进程中发挥影响。

因此,摆在亚洲富豪面前的选择题是简单但意义深远的:是继续以传统捐赠方式弥合小缺口,还是大胆行动?

首先,要“慷慨捐赠”。据估算,若亚洲的慈善捐赠能达到美国基准,即GDP的2%,每年将可筹措7000亿美元资金,填补超过四分之一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资金缺口。

但与“慷慨捐赠”同样重要的,是“如何捐赠”。

慈善需要从“弥合缺口”转变为“催化型资本”

这意味着要提供具有优惠性、长期性和灵活性的资金,以撬动更大规模的公共和私人投资。在这一角色中,慈善资本可成为“混合融资”的基石,通过战略性运用,降低高影响力项目的风险,并吸引商业资本共同参与。所谓“催化资本”,并非取代捐赠,而是通过杠杆效应放大其价值。

事实证明,这种催化效应极具潜力:每1美元的慈善资本可撬动4-30美元聚焦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投资。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零差距基金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其3000万美元的承诺资金,带动了超过10.5亿美元的投资,用于支持就业、改善民生,并催化了亚洲的多项投资项目。

东南亚的一个催化融资案例是亚洲开发银行(ADB)的绿色复苏计划。该计划通过“东盟催化绿色金融机制”(ACGF)实施,并借助绿色气候基金提供的3亿美元资金,成功撬动了37亿美元投资。计划重点聚焦低排放基础设施项目,目前有约15个项目在推进中。

这些成果无疑令人印象深刻,但这样的例子太少了,尚不足以推动从“数十亿”迈向实现目标所需“数万亿”规模的系统性转型。

推动三大关键转变,将大胆想法付诸行动

1. 对“共同创造”的开放心态

一些慈善家之所以对改变心存犹豫,是因为旧有的假设与惯性思维。他们认为慈善资金与政府资助关系不大,不应支持那些以利润为导向的私营企业。这一观念亟需转变。我们需要打破筒仓效应,构建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与慈善机构协同合作的新型伙伴关系(PPPP)。

印度的中央广场基金会(CSF)充分展现了这种潜力。通过与各邦政府合作,CSF派驻技术团队,推动教学改革,并协调私营部门力量,共同提升学校基础识字与算术教育水平。该举措已撬动约200亿卢比(约合2.4亿美元)的公共预算,并促使基础识字与算术教育上升为国家任务。

在卫生领域,日本的全球健康创新技术(GHIT)基金在被忽视疾病的研发方面开创了系统性合作。在盖茨基金会和惠康基金会约5000万美元的慈善支持,以及日本政府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支持下,GHIT已为全球健康创新筹措了超过2亿美元。

这些案例展现了一条共赢之路:慈善作为风险资本,政府发挥系统领导作用,而私营部门则成为创新驱动力。

2. 切实证明“催化型慈善”能大规模改善民生

在东南亚,由亚洲公益联盟PAA及其成员资助的气候工作中心的东南亚海洋行动减缓框架(SEAFOAM项目,正致力于推动基于海洋的气候减缓战略。通过将“蓝碳”生态系统、海上运输和海上可再生能源纳入国家政策,SEAFOAM项目展现了催化型慈善如何支持公共政策、增强沿海社区,并撬动可持续资助以推动气候行动。

淡马锡生命科学实验室备受赞誉的“大米脱碳”项目,有望推广低碳耕作方式、提高用水效率,并推广具有气候韧性的大米品种。捐助者资助的试验正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老挝进行,但真正的考验在于实践成效,即慈善资本能否鼓励技术应用,将地方当局、商业收购方和供应链联合起来。

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3. 建立共享学习和信任的平台

将慈善资金作为风险资本来部署并非易事,其交易结构和跨部门模式可能非常复杂。实现协作也同样困难(“可以合作,但要按我的条件来”:这种说法是不是很耳熟?)。因此,建立平台以汇聚多元行动方、建立互信并分享经验教训,就显得至关重要。

亚洲正逐渐意识到这一需求。近期,区域性会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例如新加坡的“亚洲慈善峰会”在香港举行的AVPN全球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关于这一议程的坦诚讨论已开始进入主流视野。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合作倡议,如由AVPN和波士顿咨询集团(BCG)发起的亚洲韧性经济投资伙伴关系(ASPIRE),旨在协助慈善家与生态系统各方深入理解并积极参与混合金融领域。

亚洲的世纪,亚洲的时刻

当下所需的范式转变,不仅关乎资金,更关乎领导力。亚洲慈善事业完全有潜力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战略支柱,在气候安全、经济韧性以及未来发展影响等方面产生巨大作用。若能将资本从“谨慎慈善”转向“催化风险”,亚洲的财富持有者不仅能化解关键的投资风险、加速其落地,更能在制定全球应对重大挑战的“游戏规则”中发挥主导作用。

Shaun Seow现任亚洲公益联盟首席执行官,Varad Pande为波士顿咨询集团合伙人兼董事。二人均受邀参加了2025年夏季于洛克菲勒基金会贝拉焦中心举办的活动,该活动促成了旨在推动亚洲混合金融与创新金融规模化发展的ASPIRE倡议

本文作者:

Shaun Seow,亚洲公益联盟首席执行官

Varad Pande,波士顿咨询集团合伙人兼董事

本文原载于世界经济论坛Agenda博客,转载请注明来源并附上本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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