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政治领袖如何推动职场的性别平等并促进经济增长？

未来职场不仅关乎技术、自动化或技能提升，更关乎权力。目前权力分配仍然不均。女性占全球人口的一半，但仅占全球26.5%的议会席位和22.9%的部长职位。这种政治失衡不仅关乎代表性，还会对经济产生实际影响。

当女性拥有政治权力，经济将会增长。女性在议会中的代表性增加10%，GDP就会增长0.7%。女性政治代表性更高的国家往往实施有利于两性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例如带薪家庭事务假、薪酬透明以及育儿基础设施。这些政策不仅惠及女性，还能提高劳动力参与率、提升生产力，并促进经济增长。

然而，尽管数十年来已取得进展，我们还需要169年才能实现政治代表性两性平等。如果不进行结构性的政策调整，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现象将持续存在，限制全球一半人口的经济潜力。随着人工智能颠覆行业、人口结构变化以及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弥合政治领导层面的性别差距不仅是道德责任，也是经济的必然要求。

政治决策塑造劳动力市场。从税收政策、医疗体系到教育和职场政策，当前制定的法律决定了未来可获得的经济机会。如果女性缺席领导层，解决性别劳动力障碍的政策往往会缺失。

一直以来的研究表明，当女性担任公职时，她们会优先重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社会政策，包括教育、医疗、带薪育儿假和育儿支持。这些不仅是“女性议题”，而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能够提高劳动力参与率、提升生产力，并在长期内增强经济稳定性。

缩小就业方面的性别差距可以使全球GDP增加12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经济产出增加11%。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有必要进行结构性的政策调整。当女性担任领导职务时，调整会更快。

女性政治代表性更高的国家会实施更强有力的劳动政策，更快地缩小性别差距。例如，在实施薪酬透明法和两性平等育儿假政策的国家，政府中有女性官员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反之，在女性政治代表性较低的国家，薪酬平等和劳动保护往往处于落后地位。

信息十分明确：如果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公平的劳动力市场，就需要更多女性参与制定规则。

女性政治代表性与两性平等的劳动政策之间的关系已得到详细记录。当女性担任领导职务时，她们推动的立法重点体现了更加广泛和包容的经济成功愿景。

带薪育儿假和可获取的育儿服务对保持女性劳动力参与度并缩小薪酬差距至关重要。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女性的无偿劳动激增了153%，且她们仍然每天比男性多承担2.8小时的无偿劳动。

女性领导力强的国家更可能投资于幼儿教育和带薪家庭事务假。例如，在女性占48%议会席位的冰岛，全球最进步的育儿假政策为父母双方提供平等的带薪休假。其结果是女性劳动力参与度提高，家庭照护结构也更加平衡。

相比之下，在女性仅占28%国会席位的美国，带薪家庭事务假仍是一个零散的体系，导致女性更可能退出职场。

薪酬透明法要求企业披露薪酬信息，从而更快地缩小薪酬差距。在德国、加拿大和英国等女性领导比例较高的国家，薪酬透明的要求正在缩小薪酬差距。

在女性政治代表性平均为32%的欧盟，最近通过的《薪酬透明指令》要求企业报告薪酬性别差距，并对薪酬差异做出合理的解释。这些政策是政治领导层优先考虑经济公平的结果。

相比之下，在女性政治代表性较低的国家，由于立法执行力度较弱，缩小薪酬差距的进展仍然停滞不前。

到2030年，人工智能和自动化预计将取代全球9200万个工作岗位，技能培训将决定未来职场。然而，当前的培训计划未能弥合性别差距，导致女性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金融科技等领域的代表性不足。

女性领导力较强的政府会投资开展针对性别的再培训计划。例如，女性部长占比50%的加拿大政府支持实施“女性创业战略”，该战略投资于提升STEM领域和高增长行业女性技能的举措。

如果没有女性领导层倡导这些政策，女性将面临在数字经济中掉队的风险。

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我们距离政治代表性两性平等还有近两个世纪之遥。那么，我们如何加速变革呢？

采取政治职务性别配额制度的国家在女性代表性方面增长更快、更持续，并带来显著的政策和经济变化。卢旺达的女性议会代表比例领先全球。该国在2003年采取法定性别配额，要求为女性保留至少30%的议会席位。这一配额制度和强烈的政治意愿使女性议员比例达到61%，超过了大多数高收入国家。

墨西哥、阿根廷、法国和挪威也通过采取配额制度取得了积极成效。然而，性别配额也面临挑战。在一些情况下，形式主义可能导致女性被推选，但没有实际的决策权。尽管如此，数据表明，性别配额能够加速提高女性政治代表性，并推动有利于经济和社会整体发展的政策变革。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措施，全球劳动力将从更加公平和包容的经济体系中受益。

女性在竞选公职时面临尤为严峻的挑战，包括资金障碍、政党偏见以及无偿照护责任。政策干预可以加速进展，例如为女性候选人提供竞选资金支持和领导力培训。

女性在竞选公职时面临巨大的资金障碍，筹得的竞选资金少于男性，限制了竞争力。在美国，竞选国会议员的女性筹集的资金比男性少29%；而在墨西哥，女性候选人在两性平等改革前筹集的公共资金比男性少38%。

政党偏见和无偿照护责任进一步限制了女性竞选的机会。新西兰、加拿大和瑞典等国家已出台针对女性政客的育儿假政策，以消除照护责任带来的阻碍。消除这些资金和结构性障碍是实现领导层两性平等的关键。

政府和企业必须共同努力，确保企业领导层反映劳动力人口结构。在企业董事会性别更多元的国家，两性平等的劳动政策往往也更加健全，因为公私部门会相互影响。

立法决策、企业政策和公共投资正在塑造未来职场。如果按当前的趋势发展下去，女性在政治权力和经济机会方面的代表性仍将不足。

但我们有选择的机会。通过选举更多女性，支持女性领导力并推动结构性改革，我们可以确保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反映整个劳动力群体，而不仅仅是反映一部分人。

政治领导层的性别差距也意味着经济差距。消除这一差距不仅关乎公平，更绘制了经济繁荣的蓝图。

本文作者：

Katica Roy，Pipeline Equity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

本文原载于世界经济论坛Agenda博客，转载请注明来源并附上本文链接。

翻译：狄陈静

编辑：王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