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农民必须优先获得气候补偿

上一次在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会谈被称为“粮食COP”，此后举行的COP29有理由重点关注融资。气候变化的影响日益严重，粮食和农业部门常常是最大的受害者。干旱、洪水和热浪危害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今年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会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可以基于2023年达成的历史性的损失与损害基金，为最依赖农业且暴露于他国造成的气候风险的国家提供补偿。

过去30年中，灾害事件造成了约3.8万亿美元的作物和牲畜损失，相当于每年1230亿美元。这些损失并不是公平分布的：中低收入国家（LMIC）遭受的损失相对最大，占农业GDP总额的10-15%。

除了经济影响，灾害造成的作物和牲畜损失还对粮食安全、健康、水与环境产生连锁反应，在脆弱的农村社区尤其如此。2008-2018年，中低收入国家每年的农业灾损平均为6.9万亿千卡，相当于700万成年人的热量摄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每天损失975卡路里，即成年人每日建议摄入量的40%，其次是非洲（559卡/23%）和亚洲（283卡/12%）。

灾害事件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也在增加，在过去50年中增加了五倍。到2050年，预计最贫困、粮食最不安全的一些国家的人口增长最多。现在必须果断采取行动。否则，社区和整个国家将可能永远陷入气候破坏和恢复的循环，完全依赖国际粮食援助。

苦苦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农民得不到支持，作物产量堪忧，并将继续大幅下降。已有预测显示，到本世纪末，亚洲的水稻产量可能下降达50%，而人口数量预计基本不变。

损失与损害基金可能纠正目前的不平衡，确保粮食安全，使农民的生活得以维系。在中低收入国家，农业平均占国家GDP的25%，直接雇佣多达35%的人口。这些国家的小农户应是最终的受助人。有了更多的财政支持，小农户能获得改良种子、培训和气候适应技术，从而提高生产力，更好地抵御日益加剧的干旱、洪水、旋风以及其他气候相关的冲击。

这反过来又加强了粮食安全，减少贫困，并促进经济增长。农业可以成为更具气候韧性的农村经济的支柱，并刺激交通、加工和零售等相关行业的增长，带来更大范围的经济稳定和发展。

为了实现这些收益，气候融资必须以证据和数据为导向。科学已经在发挥作用：气候归因研究可以成功探知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特定极端天气事件和模式。通过将气候变化定为特定洪水、干旱、热浪和其他影响农业的天气事件的驱动因素，前沿研究能够量化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

归因科学不仅为弱势国家和地区的补偿请求和财政援助提供信息，还可以增强对农业系统长期损害的理解，并为有针对性的适应战略提供依据。联合国的研究已经表明，摩洛哥和哈萨克斯坦的小麦产量以及南非的玉米产量损失约2-10%。

但这类研究也存在局限性。目前，许多农村农业社区缺乏可靠的气候监测和历史记录，存在重大的数据空白。由于缺少高质量的本地数据，归因研究在一些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地区的精确性受到影响，研究人员准确评估和量化这些地区的损失与损害的能力也有所限制。

不过，有工具可以提供前沿的方法、改进的指标和定制化的气候信息系统，帮助填补数据空白。例如，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正与全球的国家农业研究系统和地方伙伴开展合作，收集和分析服务不足地区的气候数据。要确定资金在何处能产生最显著的恢复效果，我们必须扩大类似举措的规模，以改善监测系统，并设计专门的工具追踪实时损失与损害。

全球领袖在COP29上讨论如何优先分配损失与损害基金的资源。农民必须站在这一讨论的最前沿。通过战略性地分配资源，我们可以确保公平过渡到可持续的粮食系统，减少排放，并增强应对未来气候冲击的能力。领袖们必须认识到，气候公正意味着优先重视那些造成最少全球排放却负担最大的人，同时确保没有人掉队。

本文作者：

Aditi Mukherji，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影响行动平台负责人

本文原载于世界经济论坛Agenda博客，转载请注明来源并附上本文链接。

翻译：狄陈静

编辑：王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