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与地缘政治：从过去的大流行病中得到的5个教训

黄热病是否改变了美国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1918-20年的流感大流行，如今全球是否会在疾病预防方面的开展合作？新冠肺炎也会重塑我们的世界秩序吗？

尽管当今的流行病具独特性，未来也充满不确定性，但过去爆发的疫情表明，我们现在可以做出应对措施，以便在未来更好地取得更好的结果。

鉴于新冠肺炎的地缘政治影响成为今年达沃斯论坛会的重要议题，以下为当今决策者可以从历史大流行中汲取5点经验教训。

1918年至1919年间，一种名为“西班牙流感”的致命流感席卷全球，近5亿人被感染。大约有5000万人死亡。然而，在这场灾难中出现了可以为我们提供支持的机构。

20世纪20年代初，为了防止“西班牙流感”肆虐，国际联盟成立了卫生组织。1946年，世界卫生组织就是从这个组织及其他较小的组织中诞生的。1952年，世卫组织建立了一个全球流感监测网络。如今，其继任者将持续关注新冠肺炎等疾病。

据地缘战略家纳耶夫·阿尔-罗丹教授（Nayef Al-Rodhan），艾滋病、甲型H1N1流感及埃博拉病毒都促进了国际合作与防范。他在《全球政策》（Global Policy）中写道，“[与]其他大流行一样，最近的新冠肺炎疫情将带来重大转变。”

在大流行期间全球资源分配不均，但一项能够使各国公平获取新冠疫苗的倡议COVAX（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拟向全世界提供20亿剂新冠疫苗，这一消息表明，全球合作是如何进行的，及其可以实现的目标。

更难以预测的是在全球大动荡之后可能发生的地缘政治结构变化。耶鲁大学医学史荣誉退休教授、《流行病与社会：从黑死病至今》（Epidemics and Society: From the Black Death to the Present）一书的作者弗兰克·M·斯诺登（Frank M. Snowden）表示，18世纪的黄热病疫情可能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斯诺登在接受《纽约客》采访时表示:“当拿破仑派遣无敌舰队恢复海地的奴隶制时，奴隶起义获得了成功，这是因为来自非洲的奴隶拥有拿破仑军队中的欧洲白人所没有的免疫力。这促使了海地的独立。”

“正是这一点导致拿破仑决定放弃法国在新世界的势力，并因此在1803年与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达成协议，签署路易斯安购地案，这使美国的面积增加了一倍。”

在早些时候，安东尼瘟疫（公元165-180年）爆发。这场瘟疫重创了罗马帝国，造成约500万居民丧生，并且人们认为这是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罗马和平”（Pax Romana）崩溃的原因之一。正是在这场瘟疫之后一段时间里，基督教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

在世界各地，各国政府为抗击新冠肺炎已投入约12万亿美元，例如，加大国家干预以支持失业者。但当大流行过去后，这种国家作用的扩大还会继续存在吗？

根据《苍白骑士：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及其如何改变世界》（Pale Rider: The Spanish flu of 1918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一书的作者劳拉·斯宾尼（Laura Spinney）的说法，一些先例表明，国家主导的医疗保健获得了新的重要性。

斯宾尼在论坛的播客“世界与病毒”（World Vs Virus）中表示:“这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化医疗及医疗保健概念的出现，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真正着手在这方面组织工作。人们意识到，流行病是一场全球性的健康危机，必须在人口层面上进行治疗。你不能仅针对个人，责怪个人感染了疾病或孤立地给他们治疗都是没有意义的。”

“俄罗斯是第一个建立社会化医疗体系的国家，西欧国家紧随其后。与此同时出现的还有流行病学，即对医疗保健模式及其因果关系的研究。”

在1347-1351年间，欧洲爆发的黑死病（鼠疫）极具毁灭性，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大流行病，据信已经造成约2亿人死亡，相当于欧洲总人口的50%。欧洲大陆的人口需要200多年才能恢复如初。其所引发并推动的变革意义深远，尤其是对工人而言。

在瘟疫爆发之前，人们认为英格兰人口的增长促使了工资降低，房租增高。相比之下，在大流行之后，英格兰人的工资可能增加了40%。

反之，这可能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包括对节省劳动力的工业创新的压力增大，这些创新可以抵消工资上涨带来的压力。这些变化可能播下了技术工业革命的种子，而这种革命将重塑世界，这是新冠肺炎自身加速技术发展的长期影响，其中涉及从通信到医疗保健等领域。

在14世纪，更高的工资水平可能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有更多的钱买更好的食物，或许还有更高的期望。然而，鉴于2021年各国经济与技术环境的不同，我们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特定的模式是否会重演。事实上，至少在短期内，更有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

大流行可以极大地促进平等。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几周，当时的英国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感染“西班牙流感“，并持续一周的高烧。巧合的是，2020年，现任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因感染新冠肺炎而住院。

然而，正如劳拉·斯宾尼（Laura Spinney）观察到的那样，1918年的人口水平揭示了一个不同的历史教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差距，而且最贫穷、最脆弱、医疗条件最差、工作时间最长、住在最拥挤住处等等的人往往面临着最大的风险。”

“这种影响在每次大流行中都很强烈，不幸的是，发展中国家很可能会承受这次大流行带来的负担。”

本文作者：

Harry Kretchmer，资深作家，Formative Content

本文原载于世界经济论坛Agenda博客，转载请注明来源并附上本文链接。

翻译：程杨

校对：王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