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已经达到全球化的高峰？未来我们将何去何从？

全球的相互联系正在日益增强，已成为现代世界的标志性特征，人、货、能源、电子邮件、电视和无线电信号、数据、毒品、恐怖分子、武器、二氧化碳、食物、美元以及病毒（生物或电子病毒）的跨境流动都在不断增长。但是，问题是全球化是否已经达到了顶峰？如果全球化已经达到顶峰，那么接下来它会受到欢迎还是抵制？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在公海还是古老的丝绸之路，人口和货物一直在世界各地流动。 不同于以往的是当今世界全球流动的规模、速度和多样性。 全球化所造成的影响已经十分显著，而且日益彰显。 如果说强国之间的竞争及其治理水平，构成了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那么当前时代则更有可能是由全球性挑战以及世界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所定义。

全球化由现代技术（从喷气式飞机，卫星到互联网）所驱动，全球化同时也由开放贸易和投资市场的政策所驱动。 这些驱动力的稳定与否都促进了全球化的增长，前者促进了商业和旅游业的发展，而后者促进了移民和难民的流动。 在大多数情况下，各国政府都将全球化视为一项净利益，并且总体而言，他们都乐于让全球化顺其自然地发展。

但是从各种形式都可以明显看到，全球化既具有建设性，也具有破坏性。近年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政府和人民开始将全球化视为一种净风险。当人们谈到气候变化、流行病和恐怖主义时，不难理解为什么全球化会被视为风险，因为上述问题都因全球化而加剧。 但是在其他领域，对全球化的日益反对则显得更为复杂。

让我们考虑一下贸易，它可以为出口型工厂或农业提供高薪工作，以及通常质量更高，价格更低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消费品。 但一个国家的出口同时会是另一国家的进口，进口会取代国内生产商并造成失业。 结果，对自由贸易的反对声越来越多，导致人们呼吁进行“公平”或“有管理”的贸易，让政府在限制进口、促进出口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在信息方面，类似的趋势也在发展。 思想的自由流动似乎是一件好事，但事实证明，威权政府将其视为对其政治控制的威胁。 互联网日益被“巴尔干化”，成为一个“分割网”而非“互联网”。 中国的“长城防火墙”引领了这一潮流，阻断了国内对在线新闻和其他可疑网站的访问请求，并确保中国网民无法访问被定为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内容。

传统意义上，人们大规模跨越国界是被接受的，甚至是被欢迎的。 美国的移民一直是该国经济、政治、科学和文化成功的基础。 但是现在，许多美国人都选择警惕对待移民，将其视为对自己工作、公共卫生、安全或文化的威胁。 欧洲大部分地区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

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导致了世界转向“逆全球化”，这个过程既成本高昂又具有局限性。 阻止进口会导致通货膨胀，减少消费者的选择，减缓创新的步伐，并导致其他国家对自己的进口限制措施进行报复。 阻碍创意可能会扼杀创造力，并让政策错误无法得到纠正。 选择封锁边境的人，同时也会成为一个强盗，无情掠夺人才和工人所组成的社会，加剧逃离者（他们大多因为政治或宗教迫害、战争、帮派斗争以及饥荒而被迫背井离乡）的痛苦。

在某些政策领域，“逆全球化”也必将遭遇失败。 国境线不能成为气候变化的栅栏。 关闭边境设施并不能使一个国家免受疾病的威胁，因为受感染的公民可以很容易地将病毒带回家。 主权既不能保证安全，也不能保证繁荣。

有一种更好的方式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和威胁。 有效的集体行动可以应对疾病，气候变化，网络攻击，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的风险。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自己确保自己的安全； 单边主义绝非严肃的政策道路。

这就是全球治理（而不是全球政府）的全部内容。全球治理的相关安排可以，也应该针对我们共同面对的威胁，以及愿意和有能力进行合作的人量身定制——但归根结底，除了“多边主义”以外我们似乎没有其他选择了。

孤立主义并不是一种战略，抵赖也不是一种可行方法。 我们可以像谚语中的鸵鸟一样将头埋进沙丘，但是潮水终将会淹没我们。 全球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也不是早晚祈祷就会消失的诅咒。 唯一的选择是我们应该如何做出最好的回应。

评论家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全球化带来了问题，同时也带来了利益。 社会需要变得更有弹性。 工人一生都需要接受教育和培训，他们需要为新技术或外国竞争所带来的淘汰风险做好准备。 社会也需要更好地做足准备，以应对气候变化引起的不可避免的流行病或极端天气事件。

全球化不是政府所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呼唤更好治理的现实。 拥抱全面的“逆全球化”意味着选择了一种错误的治疗方法，而这种方法远比疾病更为危险。

本文作者：

Richard N. Haass

本文由世界经济论坛与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布，原载于世界经济论坛Agenda博客，转载请注明来源并附上本文链接。

翻译：陈达铿

编辑：王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