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存在于平行宇宙中”——在硅谷作为黑人的感受

Mark Karake说道:“身为黑人,‘尽量不让白人感到不舒服’的想法早已内化。” Image: 路透社/Stephen Lam

Mark Karake
Founder, CEO, Impact Africa Network

我已不记得那个特定的瞬间了——它让我深刻体会到,作为黑人,我在美国的生活是需要接受“结构性妥协”的。透明天花板就在头上,四周的高墙也环绕着我。

我并不是一个富有娱乐性的运动员、艺术家或名人,以娱乐美国公众为己任。这意味着在美国的集体意识中,我这样的黑人是需求过剩的,我这样的黑人甚至是个需要容忍的问题。

你读过以下文章了吗?

但是,我确实记得那一瞬间,让我意识到美国正在杀死我。 那是2016年末,当时我住在奥克兰,在旧金山呆了两年后我再也无法忍受旧金山的氛围,因此选择我搬到了那里。 我已经忍受寂寞、生气和沮丧的负面情绪一大段时间,而这三种消极情绪在当时越发加强。

我当时的想法是让旧金山成为纽带,我也可以表示自己住在那个著名的城镇。 我会工作几年,之后会跨过海湾大桥到奥克兰购买公寓,然后接下来的10年我会在奥克兰度过,直到我返回非洲。

我没有考虑到的是,我会多快地遭到旧金山的拒绝——不留情面的拒绝。 2014年4月,我搬到了那里,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会在周末跨过海湾大桥驶入奥克兰,以摆脱旧金山那些令人讨厌的事情。

很难描述这种经历。 但从本质上讲,旧金山已经被新一代所渗透,他们是崇尚白人特权的郊区居民后裔,他们对种族多样性没有多少兴趣或需要。

这些人是在美国郊区长大的,那里是美国白人特权的摇篮,与其他种族完全隔离,这些人自然希望身边都是和自己一样的人。 多样性是一个学术概念,他们只是在屏幕上或即将被遗忘的大学选修课中才会遇到”多样性“,这是他们一生中都不必亲身处理的抽象概念。

大学毕业后,他们蜂拥来到旧金山,朋友带来另一波朋友。他们不断听到朋友介绍,旧金山这个小镇的生活是多么奇妙而轻松。在他们所处的时间点,技术是必须要做的事业,很自然,旧金山就是必须要去的地方。

如此多的人从波士顿赶来,在某些时候你可以马上从人群中辨别出他们。他们互相称呼对方为"麻省仔”,这是他们实际上暗自感到自豪的嘲讽式贬义词。旧金山就像是波士顿的附属建筑,被"麻省仔"们压倒了,哪怕对美国地理分布一无所知的人都会知道,波士顿在这方面是相当出名的。

我一直希望旧金山这座海湾沿岸城市能够拥有激动人心、包罗万千的文化体验,但美国赤裸裸的现实却打破了我的天真希望——白人至上。

单一文化令人窒息,社会排斥令人痛苦,我感到孤立无助。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怒火消逝了。所有这一切正发生在移动互联网时期,智能手机正将美国过去敌视黑人的丑态暴露于世。

在2010年代中期的许多个月中,警察杀死黑人的警暴场面,都被智能手机捕捉,无可阻挡地暴露于全世界。

特雷冯·马丁,迈克·布朗,埃里克·加纳,桑德拉·布兰德,塔米尔·赖斯,沃尔特·斯科特,菲兰多·卡斯蒂利亚…这些都是无情的屠杀。

但警察对菲兰多·卡斯蒂利亚的杀戮令我非常伤心。

我在这些毫无意义的大屠杀的其中一个早晨醒来,就像我们大多数人的起床仪式一样,拿起手机与世界同步——就在那时我看到了一个视频。一位受了致命伤的男子坐在副驾驶,生命逐渐消逝。坐在后驾驶的女友用手机拍摄着整个场景,同时让凶手保持镇静,保护住自己和孩子的生命。

它看起来像一部出色电影中的某一场景,它的冲击力如此之强,让你的头脑无从应对。 对于所看到的内容,我找不到合适的陈述,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

我在震惊的昏沉中麻木地度过了早晨的其余时间。 在途径旧金山的短暂公车通勤过程中,我注意到我的同伴——千禧一代白人青年在都市旅行中不受干扰的面孔。 我扫视着他们的脸,寻找着经历了共同创伤后容易辨认的痛苦。 我们都知道, 实际上这是一种人类应对机制。 我们在困难时刻互相寻求帮助。 我们与陌生人眼神接触,就能够知道他们也共同感受着同一份痛苦。

但不幸的是,我没有找寻到任何一丝同理心。 那一刻,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尽管我们占据了相同的物理空间,但我们却生活在平行宇宙中。 任何人都不可能错过那天早晨在互联网上奔涌的信息流,而后继续自己的生活,也不会在脸上显现出任何痕迹。

他们所处的互联网难道跟我不同吗?

这种心情一直伴随着我到工作中。 销售团队当天早上开会,当我们聚集在其中一间会议室时,我心里还在半期待着,是否会有人提起这件事,但这并没有发生。 我不会主动提起它,因为作为黑人,你会选择将这一切内化,不让白人感到不舒服。 这是美国生存策略的一部分。 接近一位白人女性时,我会自愿走到马路另一端,目的只是为了使她感到舒服。 相似的事情我已经做了很多次,这一切就像是“敌后生活”,我们黑人需要为压迫我们的人做出调整。

会议以典型的方式开始。 每个人在会议中表现得都很正常,大力提倡个人利益,并且努力为讨论中的任一话题做出贡献。 这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早晨,我却把它当作是不同的场景。

我的灵魂不知所措,渴望得到承认所带来的解脱感。 被困在这种荒唐的对立环境之中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在这种环境中,当不公正情绪像河水一样滚滚而来时,其他人都像活在日常一样

在整个会议期间,我一直希望有人提出来。 我非常需要情感上的认同。 我的心在哭泣,但没有人可供我哭诉——我是房间里唯一的黑人。

会议结束了,我回到办公桌前,满心挫败感。 尽管我在精神和情感上无能为力,但我很吃惊自己仍然希望表现得更好。 这是我尚未经历过的一种新的孤立形式。

在此之前,我已经接受了自己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竞争场域里,并且已经发展出一种应对这一现实的方法——尽量出色地完成工作,专注于自己可以控制的东西,保持最高水平的正直,那么一切都应该可以解决。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为自己筑起的保护墙已经被破坏了。 不管我如何坚定地对待生活,让自己像石头一样坚强,我仍然只是个普通人。

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再次席卷了我的生活,损害了我完成工作的能力,使我无法集中精力。 作为黑人,无论您在美国多么务实,迟早都要遭受暴露。

2016年3月,我从旧金山逃到了奥克兰。一开始,奥克兰充满了新鲜空气。 看到黑人走来走去令人振奋。 我在奥克兰市区的中心租了一间公寓。 我的女儿当时分别是9岁和10岁,每个周末我都会去看望她们。 我为我们购置了自行车,在周末到城市的新环境中游荡,这一切让我们感到宾至如归。

但是,就像大多数新事物一样,新鲜感很快消失了,一个城镇因迅速的士绅化而丢掉了灵魂。 当然,奥克兰依旧有一些旧时候的文化遗迹。 鼓声在奥克兰的心脏和灵魂——梅里特湖上空盘旋。 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五的街头集市,充分发挥了奥克兰的活力和坚韧元素。 在阳光明媚的周末,湖畔上满是成群结队的人们。 但是,时髦的氛围,咖啡店和独立餐厅开始重新定义奥克兰的文化景观。

别误会我的意思,我喜欢咖啡馆和餐馆,但我也知道它们的代价是:黑人被赶了出来。

投资者和投机者蜂拥而至,寻找下一个机会。 几年前,从来不敢踏入这座小镇的人们突然间无处不在。 反士绅化的情绪异常高涨,本地人和新移民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了,抗议发生了。 但是,就像其他强烈反对自由市场中无情资本的社会运动一样,这些无头苍蝇般的努力逐渐消散了——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影响。

黑人和棕色皮肤本地居民因为不断上涨的价格,或者其他诱因,出售了他们不再负担得起维护成本的长期家庭财产,这种情况正在持续发生。结构变化通常是不可见的。没有可见的游行队伍涌出城镇,但是您可以在空中感受到它——奥克兰的面貌和地方正在发生着变化。

搬到奥克兰,我以为自己逃脱了士绅化风暴的影响,却发现士绅化已经转移阵地来到了奥克兰。旧金山被征服后,无休止的资本主义野兽将目光投向了奥克兰,以令人惊讶的速度渗透,无耻地插入了人们以前视为危险地带的奥克兰社区。

你还来不及眨眼,一位白人女性就在打电话报警,而黑人兄弟们只是在梅里特湖畔做着一些非常“奥克兰”的事情:烧烤和打鼓。那位白人女性作为闯入者却行使起自己错位的特权,而让这一切日常变成病毒般的问题——特权的盲目令人震惊。

我原本希望搬到奥克兰能够找到的东西,其实也并不在那里。我知道我需要什么:社区感和接纳感,以及无需经过许可的存在。我本以为奥克兰是我最终可以放下行李,在美国放松的地方,我想要生活在不必为自己生活而辩护的温暖怀抱之中。我想要的其实很简单——作为黑人已经足够好,而不需要去做任何解释。

但那个夜晚却有所不同。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肠腔内有一种不舒服的温暖感,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身体里慢慢地熬煮。这种感觉就跟我所想象的炎症或细胞破坏一样,是慢性中毒症状的发作——我知道出事了。

孤独感,加上美国生活对我造成的压迫性攻击让我虚弱无比。除此之外,警方,随机种族主义者,或是花园里各种美国枪击事件,每天都可能造成直接人身伤害,带来无法躲避的重大损失。我的身体正在适应恐怖环境中的生存。我感觉自己会死在美国,无情的针对黑人的袭击会使我丧命。完全无助的压抑感与羞辱和愤怒交织在一起,系统性的压迫感让我陷入困境。

在撰写本文的前两天,我看到了一位美国医生的推文。

“在医学院,我选修了一个名为“压力”的选修课,我愚蠢地以为我会在课上学习冥想和瑜伽。 取而代之的是,教授花了6周的时间证明,贫穷或少数族裔实际上会从分子水平上破坏您的健康——我禁不住每天都在思考这一问题。”

她是一位白人女性,至关重要的是,她的推文提供了外部的、公正的观察者角度,来证实这一压力问题的合法性。

2016年,我逃离美国前往墨西哥不下五次,只是为了逃离这一切压力。 有一次甚至让我们的首席执行官让我在墨西哥远程工作,这一请求被拒绝了。 如您所料,他是硅谷白人男性,他的生活经历是特权的最高点。 他完全不可能理解我实际上是为自己的生命而战,那同样滋生着他的环境正在杀死我——尝试解释是没有意义的。

那时,我感到无能为力。我知道我快要死了。 我唯一的希望是逃离美国。

同年年11月,特权者们却为自己选出了特朗普。

Mark Karake是Impact Africa Network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这是他即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出版的书中的一章。 有关他为黑人平权所做的努力的更多信息,请点击此处

本文作者:

Mark Karake,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Impact Africa Network。

本文原载于世界经济论坛Agenda博客,转载请注明来源并附上本文链接

翻译:陈达铿

编辑:王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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