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的角色与责任

近代历史中，技术的进步为产业与社会带来了一次又一次影响深远的变革，跨越式地重构了我们的商业模式、经济结构、生活文化以及政治格局，我们称之为“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英国棉纺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揭开了机械生产代替手工劳动力的时代。同时，苏格兰发明家瓦特成功改良蒸汽发动机，并迅速在采矿、冶金、机器制造以及运输等行业被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加速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人类迎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从“蒸汽时代”迈进“电气时代”。该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有关电力、内燃机、化学、和钢铁等的新技术创新：西门子制造了第一台工业用发电机、爱迪生建立了第一个火力发电站、本茨制造出内燃机驱动的汽车、贝尔发明了有线电话、格拉姆发明了电动机、马可尼发明了无线电报等等。基础科学与工业经济的突破使得部分国家如德国、美国以及日本等取得世界领导地位，同时也导致了激烈的资源争夺和战争。

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半导体、电子集成电路和计算机的发展加速了信息时代的来临。网络通信、自动化系统以及互联网得到了大规模普及，进一步拉近了消费者和生产者以及信息提供者的距离。同时航天技术也得到重大发展，这时期苏联和美国首次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

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指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生命科学、量子物理、新能源、新材料、虚拟现实等等一系列创新技术引领的范式变革。这场革命正将数字技术、物理技术、生物技术三者有机融合，而相比前三次工业革命，它的发展速度将更快、影响范围将更广、程度将更深。

第四次工业革命之所以是“革命”，是因为其发展会带来颠覆、冲突和社会矛盾。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它的应用却是“既能载舟亦能覆舟”，既能造福人类却也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无可置疑，新兴技术正在为我们带来各种的效率提升和社会进步，并为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带来了新的解决方案。比如说：

但是，科技创新的同时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与挑战，使我们重新思考科技与社会的关系。比如说：

过去十年，科技发展飞快，大部分企业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活下去”和“如何做强做大”，而大部分的监管者和学者着重的是如何加快推动科技发展。以上问题往往被忽略，沦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缘讨论，或者仅仅是科幻电视剧如黑镜（Black Mirror）以及西部世界（West World）的创作题材。

今天，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无论是社交平台的信任危机、无人驾驶的安全责任，还是人工智能的数据隐私和歧义，都让我们开始看到科技快速发展带来的一些负面后果出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成为了企业和政府当今面对的最辣手的挑战之一。当过去一些企业以“蒙眼狂奔”为骄傲，以“不破不立”作为企业文化的座右铭的时候，现在也许是时候思考企业如何不作恶、科技如何向善等问题。对于理解科技的潜在阴暗面，如何规范科技的不确定性、以及怎么制定预防性的政策、前瞻性的标准与治理模式等等，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深入讨论。

不少中国企业会问，“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认为理由有三：

第一，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中国全面弯道超车的难得机会。尽管中国过去有着著名的“四大发明”，但中国在近代历史中都并非科技强国，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都基本上是追赶者的角色,而英国、德国、美国以及日本成功抓住了工业革命的机会，发展出支柱行业和龙头企业。在互联网时代，部分中国企业在科技商业模式创新上成为了世界的领军者。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中国会继续扩大基础科技研发投入、加强科技论文发表以及加大国际专利使用权的投入，目标成为科学研究的主力军，与其他发达国家并驾齐驱。

第二，中国近年快速发展科技创新的同时也面临了不少随之而来的治理挑战，所有企业都无法避免。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将是企业未来的水、电、煤，新经济企业和传统企业都同样面临着随时被颠覆淘汰的风险。同时，技术影响深远，一旦误用将后患无穷。与西方国家一样，第四次工业革命也为我国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带来了各种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大数据杀熟、算法歧义、平台责任、内共数据安全、出行安全、儿童保护、内容监管、跨境数据、人工智能伦理道德等等都是在国内科技生态圈越来越普遍的话题。过去，很多创新发展是基于当时缺乏相关法规法律的情况下野蛮生长的。未来，我们需要平衡企业对科技赋能快速增长的渴望以及监管者对创新的不可控性的彷徨，建立互信的沟通机制，推动以人为本的科技发展，使得政策与治理模式与科技快速发展及时同步。

第三，世界期待中国为全球科技治理贡献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随着更多中国企业发展成全球性企业、初创企业陆续出海寻找新增长点、以及更多海归人才回国加入优秀本土企业，中国企业更需要思考自身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角色和责任。中国有着全球最复杂的场景以及最丰富的数据，有责任参与甚至引领全球科技治理，发展“中国模式”。

新兴技术指数式发展的同时，相关政策、法规、标准和治理模式却往往滞后。旧有的监管模式未能顾及新经济和传统经济的差异性，各种条条框框阻碍了科技创新，结果导致科技发展和政府监管在某些领域和国家发展成对立的局面，不利于社会进步。

历史告诉我们科技创新的相关政策制定需要有一定的的前瞻性和合理性：19世纪的伦敦和纽约工业发展迅速，马车是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纽约就有超过10万马匹提供运输服务。马匹为当时政府带来了“马粪围城”的社会难题：它们每天排泄的粪便和尿液使得伦敦街道臭烘烘，更造成卫生隐患问题。当时伦敦政府雇佣了近10万人清理马粪，在1898年世界各大城市的管理者更在纽约召开了“国际城市计划会议”，共同讨论解决办法。结果，汽车出现取代了马车，马粪问题不复存在。

同样在19世纪末，机动车的出现为马车和路人造成了安全隐患，很多人对新兴的机械“庞然大物”感到惊恐，马车夫也担心汽车会消灭他们的就业机会。英国议会因此制订了“机动车法案”（又称“红旗法案”），规定在公路上行驶的任何机动车都需要有一名携带红旗的人员，在车辆前方50米一边步行一边摇旗，负责指导车辆减速和警告接近车辆的行人和骑马者。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接纳，法案施行了30年后最终被废除，英国在汽车制造业的发展也被德国和法国赶上。

以上两个案例提醒我们，制定监管政策的同时不能忽略长远大局发展和颠覆性技术的出现，要注意不能只聚焦单一趋势发展线性推演结论，同时要照顾多方利益，制定合理可行的政策建议。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教授早在多年前指出，我们需要所有利益相关者携手合作才能驾驭第四次工业革命。论坛推动公私合作，通过双方积极弥补法律漏洞，以共同谋求合作共赢的解决方案。因此，论坛在2017年3月成立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网络，聚焦前沿科技领域如人工智能、精准医疗、无人驾驶、区块链、物联网与智慧城市、无人机、数字贸易、数据政策、环境科技等九大前沿科技领域，推动公私合作。中心建基于论坛近五十年的会议影响力、地缘政治的思想领导力、以及全球高管政要的网络，与各国政府、企业、学界等多方利益者共建行业社区，携手制定前瞻性的行业标准、指引、政策和治理框架，并通过展开试点项目把最佳实践案例和行业洞见分享和复制到全球各地，目标加快新技术的创新与采用，减少新兴技术对社会的负面影响，确保技术成果惠及所有人。

最近，国外越来越多政府、学术研究机构和非营利组织开始关注相关议题。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推进办公室”今年3月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科技部副部长李萌发言并提出“治理问题是人工智能发展中的重要问题”，需要“把握人工智能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高度融合的特点，注重激励发展与合理规制的协调，防范和应对可能带来的风险”。而在早前的“两会”，中国两大互联网巨头也分别建言，提出“加强科技伦理制度化建设，加快研究新兴技术领域的法规问题，加强科技伦理教育宣传”等等相关建议。

最后，引用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年会的发言——“当前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速度如此之快、规模如此之大、系统如此之复杂、对人类社会改变如此之深刻，是一次影响更为深远的全球化进程。要以全人类命运与共的视野和远见，共同构建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架构”。我期待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实现“科技向善”，进一步落实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作者：陈英麟，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华区企业事务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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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万鸿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