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及韧性

全球体系已经失控,用这些方法重新平衡

克劳斯 施瓦布

我们所处的全球体系似乎正在失控。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都显示出,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认为,我们今天在每个国家和社会中看到的许多发展都是因果关联网络的一部分。整个全球体系都处于重压之下。我们必须确保它重新平衡起来。

我认为这一构想是可实现的,因此我会在以下的文章里阐述如何实现这种再平衡。但首先,我们来考虑一下当前全球失衡的程度。有四个原因可以解释这一体系为何如此失控。

1. 全球体系前所未有的复杂

在一个拥有77亿人口的世界里,我们的全球体系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加复杂,这并非意料之外。当今全球体系的基石是在1945年构建起来的,而当时世界人口不到现在的三分之一。同样,在全球经济方面,二战后的出口仅占全球GDP的5%。如今,这一比例大约高出5倍——尽管全球GDP也增长了好几倍。

2. 第四次工业革命引起的变革加速

这个世界不仅更加复杂,而且变化越来越快。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引入了比以往任何一次工业革命都多的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物联网、自动驾驶汽车和基因编辑等。此外,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动力来自速度与日俱增的芯片及其呈指数增长的计算能力。除了硅谷、深圳和其它科技中心的少数几家企业外,其它所有企业应对这一变革的能力都落后了。

3. 过时的全球治理转向机制

面对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20世纪中叶形成的全球治理转向机制正在迅速变得过时。联合国成立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建国;而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和一股主要的政治力量。在自动化和3D打印主导的世界,关于如何实现经济发展的“华盛顿共识”不再有效。直到今天,还没有任何一个国际组织对数字经济的规模有一个实际的估量。

4. 广泛的人民群众要求夺回社会控制权,这推动了许多国家的民众起义

即使是主权国家的政府也被技术变革的步伐弄得措手不及、无力应对,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反抗。一些人把一腔怒火洒向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另一些人则把怒火洒向外国人和外国,还有一些人反对他们自己所在社会的其他成员。但许多人也反抗政治或经济体系,因为它们要么未能产生广泛的收益,要么未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几乎所有人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他们想要夺回一个自己遥不可及的体系的控制权。

这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的总体状况。但是我们的全球体系也是由一组复杂的相互依赖的子系统构成的,每一个子系统现在也失衡了,火上浇油地对我们的未来构成了一系列爆炸性威胁。

全球体系由五个子系统组成:我们的生态系统、经济体系、技术体系、社会体系、还有政治体系。

生态子系统

毋庸置疑,这是五大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没有一个平衡的全球生态系统,其它任何体系都无法发挥作用。关于全球变暖问题,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2018年10月就发出了严重的警告,称我们只有12年的时间来防止全球气候变化灾难。事实上,除非我们现在彻彻底底改变发展方向,否则全球气温几乎肯定会上升2摄氏度以上,其后果几乎是不可能逆转的。

我们只有12年的时间来防止气候灾难 Image: 路透社/Denis Balibouse

与此同时,我们已经认识到全球变暖本身只是人类纪的一个方面。例如,我们的海洋也在以其它方式惨遭摧折。在2016年于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我们得到警告——如果继续大力生产一次性塑料,到2050年海洋中的塑料可能比鱼还多。

今年,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古道尔、纪录片导演戴维·艾登堡爵士和总干事马可·兰博蒂尼先生警告说,我们正在对我们的星球造成其它不可挽回的伤害。这使人们产生了一个信念——我们需要一个高屋建瓴的自然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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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子系统

今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下调了其对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至3.5%,2020年仅略高一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警告称,在“风险上升”时,“世界经济增长正在放缓”。目前,美国和其它地区企业债务水平几乎是2007年的两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也大幅上升,而欧洲仍未从之前的危机中完全恢复。很明显,当下一次经济危机来袭时,我们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

贸易问题引发了更多的经济担忧。几十年来,贸易推动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财富增长。但从几年前开始,贸易占全球GDP的比例一直在逐渐下滑。随着主要国家将贸易战作为一种经济政策工具,情况将变得更糟。这是一场危险的赌博。在复杂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贸易限制将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

技术子系统

互联技术在我们的全球体系中发挥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但它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我们的《2019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除了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最令人担忧的原因之一就是大规模网络攻击以及关键IT基础设施和网络的崩溃。

这一迫在眉睫的网络威胁出现之际,突破性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影响着我们,而我们尚未学会应对这些技术的方式。例如,我们只看到了人工智能的冰山一角。它将导致更多任务实现自动化。由于更丰富的数据收集,它还将能够预测比现在更多的事情。下一场争夺霸权的大国斗争已经开始,其焦点是人工智能。

为了使人工智能中的数据使用产生积极的成果,我们必须确保使用的数据是多样的,并且以妥善的方式获取数据。在这些方面,巨大的挑战越来越引起人们对偏见和隐私的担忧。拥有庞大且多样化数据集的国家或创建跨境数据流协议的国家,将处于有利地位,能够充分利用机器学习。人口较少的国家以及人口众多但没有通过物联网收集数据的数字基础设施的国家,在这场竞争中可能会进一步落后。

社会子系统

我们之所以再次生活在一个“赢家通吃”的社会和经济中,部分原因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使巨大的权力落入大型科技公司手中。这些公司的力量与世界各地新出现的“不稳定无产者”的处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法国的“黄背心”运动,美国中西部和阿巴拉契亚“被遗忘的人们”,巴西、菲律宾和印度的民族主义选民等乍一看似乎没什么必然联系,但它们都在短短几年内涌现出来,这并非巧合。科技让很多人落后掉队,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同时也为受益者的世界打开了一扇窗。

全球政治体系

从两个大国争夺全球主导地位的世界,到1990年只剩下美国的单极世界。现在,以美国为主导的政治力量、以市场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经济理念的单极世界已经走到了尽头。在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提出的多极化、多理念的全新世界极其脆弱,这是因为新兴大国的崛起导致了以往霸权主义固有的、更加敌对的环境。

这引出了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在一个各方面都不平衡的世界里,我们如何重新建立体系控制权?

我相信,如果我们设法建立一个全球体系变革的规范框架,我们就能够创造一个繁荣且相对和平的新时代。如果执行得当,这个框架可以使我们从不平衡走向平衡,从动荡、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走向全球化的新时代,即:全球化4.0。全球体系变革的规范将会是什么样的?我提出以下七点。

第一,尊重多极化和多样性的全球治理合作方式。一个新的全球体系应该基于共同利益。它应该建立在协调实现共同目标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合作实现共同战略的基础上。巴黎气候协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就我们希望实现的“目标”达成一致,但让主权国家自由决定“如何”更好地实现其国家目标。

第二,新的全球体系应该更加以利益相关者为基础。当各国考虑到其所有利益相关者——公民社会、企业、政府、公民个人和团体——时,就取得了最大的进展。我的祖国德国就是这样,今后所有国家都将如此。

第三,我们的体系应该更具可持续性。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全球智囊组织罗马俱乐部就警告我们,总有一天,增长会受到限制。他们对短期马尔萨斯极限的认识是错误的,但他们对环境方面的认识是正确的。根据一项估计显示,过去30年,我们的全球生态系统已经损失了潜在价值的四分之一。我们不能让它进一步恶化。

第四,我们的体系应更具包容性。个人可以通过盲目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获得更多财富。但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我们必须确保没有人掉队。在许多社会,这很可能意味着需要重新关注再分配政策和税收。

第五,我们的体系应该在性别上更加平等。长久以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基于性别而给予各种特权的世界里。21世纪必须是一个变革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妇女参与政治和商业活动的程度必须与男性相同或相似。在世界经济论坛上,我们年复一年地致力于提高妇女参会的比例,今年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第六,应该更加以人为本。这并不是说我认为人类应该向机器人宣战,而是说当我们与机器人合作时,我们要变得更强大。当我们进化我们的全球体系时,我们必须确保人类及其需求的首要地位,以及所有物种高于机器的优先地位。

最后,我们未来的全球体系应该更加以伦理为基础。它需要消除包括腐败和各种过度行为在内的扭曲现象。精英需要成为更值得信赖的榜样。简而言之,我们需要全球化的重新道德化。

如果我们在上述全球子系统中始终如一地应用这些规范,我相信我们可以把全球化4.0塑造成一股全球化浪潮,如此带来的繁荣和稳定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深刻且共享,甚至比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上一波全球增长浪潮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要想重新平衡每个子系统,就需要进行单独的对话。例如,在社会经济制度中,需要就财政政策商定新的规则。随着不平等的加剧以及“赢家通吃”型产业的出现,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有必要提高财富税、减少劳动力税,并采取反垄断行动,以确保竞争和选择得到尊重。

在技术子系统中,我们必须就人工智能和基因编辑的新规则达成一致,以确保它们得到必要的伦理原则的支持。在社会子系统中,我们需要从对物质的关注转向到对人文的关注,特别是在老龄化社会中。

我所描述的所有系统性变化对整个世界意味着什么?最重要的是,这确认了一个事实:没有谁能够凭借一己之力恢复全球体系的秩序。如果说世界曾经是一个单极世界,那么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如果说曾经有一个拥有绝对主权的政治制度,那么它也不复存在了。我们可以对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数字与环境互联的世界置之不理,但我们无法逃避它存在的现实。有两种方法可解决这个问题——一种是消极的,另一种是积极的。

如果采用消极的做法,各国领导人将会只专注于自己国家的利益,并认识到保持国家社会凝聚力是唯一的优先事项。然而,这种态度将进一步瓦解全球体系。

采取建设性方法来应对新的全球现实,可以加强并恢复全球体系。当然,这不能像过去那样自上而下地完成,而是要从基础加强系统的各个元素来实现。必须在多方面进行努力来改造这些因素,消除它们之间的扭曲和不平衡。

为了证明这种方法可行,我来分享一下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一些主要成就:

- 多个利益攸关方宣布他们致力于到2020年实现自然新政。世界自然基金会、国际商会和其它几个利益攸关方完全支持这一目标。

- 世界贸易组织宣布在贸易方面取得了类似的成功。几十个国家宣布他们将开始为数字化贸易制定规则。

- 得益于多个利益攸关方和自下而上的系统方式,2019年年会取得了创纪录的具体成果。

但我们需要在达沃斯和全球体系之外取得进展。我来试着回答最后一个关键的问题。这种体系变革理论对国家和政府的领导人意味着什么?在一个脆弱的全球体系中,我们需要通过建立一个强大的、能够承受冲击的国家子体系来增强韧性。我认为有三个主要支柱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具有弹性、面向未来的国家体系。

首先,政府需要高瞻远瞩。好消息是,现在有可能做到。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丰富性和可用性能够实现从事后分析到预测分析、从反应性分析到前瞻性分析的转变。至关重要的是,政府应投资于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并学会以负责任的方式收集和处理可用的数据。

这种前瞻性方法的一个示例就是海啸预警系统的演变。最近,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该系统只能使用地震和海啸之间预先计算的关系。而现在,新的方法能够进行实时估计。

此外,新的地质传感器还可以更准确地进行预测——从特定区域未来地震冲击的概率到该区域被洪水淹没的可能性。这类技术可以帮助政府决定在何处建设关键基础设施或在哪里建造房屋。

建立弹性国家体系的第二个支柱是通过捆绑资源实现的。无论在国家内部还是在国家之间,政府机构往往各为其政。通过捆绑资源和连接智能系统,政府可以降低系统复杂性,增强其国家体系的灵活性和弹性。

政府的最后一个支柱应该是不断探索、适应并扩大规模。我们在“世界经济论坛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率先采用了这种治理方式。

我们建议政府在有限的环境中通过快速进行原型设计和测试来测试技术政策。技术正在迅速变化,政府也应如此。

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正受到全球体系失衡的困扰。如果我们不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未来肯定会导致更多问题,我们重新平衡体系的能力也会减弱。但不一定非要向这个方向发展。

只要遵循正确的原则、理解每个子系统的复杂性,我们就能引领世界走向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共享繁荣时代。让我们携手并进,将全球化4.0打造为最好的时代。

作者:克劳斯·施瓦布,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本文由世界经济论坛原创,转载请注明来源并附上原文链接

编辑:万鸿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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