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世纪的快速发展将岌岌可危

2018年5月4日

在很多方面，启蒙运动都带来了显著的物质与道德进步，比如人权、寿命。然而，当今的政治领袖似乎并不能很好地处理启蒙运动留下的遗产。

直到今天，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的开场白依旧适用。“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狄更斯说道，“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

狄更斯经典之作的背景设定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法国和巴黎。在书里，旧君主专制制度带来的社会不公与法国革命的频繁出现得到了很好的描写。近两个世纪之后，当中国前总理周恩来被问到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时，他回答道：“言之过早”。虽然有可能是出于某种误解，但这一巧妙的回答完美地契合了狄更斯本人对当时期的矛盾心理。

启蒙运动不仅激励了法国人民崛起对抗路易十六启，还促成了美国革命。这两大革命的背景都是另一大剧变：工业化的萌芽。自由政治体制和变革性科技进步的结合衍生了一段最为繁荣的人类历史。

已逝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曾估计，虽然从公元前1世纪到1820年，全球人均GDP尚未翻倍，但从1820年到2008年，全球人均GDP将扩大10倍。随着这一显著增长，一系列社会经济指标也将得到明显提升。比如，在过去两世纪内，全球平均寿命已经从31岁提升到了近73岁。

两世纪以前，科学和医药界尚未接受疾病的微生物理论，牛肉的气味也被普遍认为是肥胖的起因之一。现在看来，这些理论都是十分荒诞的，毕竟科学认知已经飞快地进步了。人们不仅能够读出基因组，甚至可以学着修改、重写基因组。

在哈佛心理学教授史蒂芬·平克看来，人们取得的这些成就标志着“启蒙运动起作用了”。此外，他还认为在过去几世纪以来，道德方面也取得了许多进步，远多于宏观经济测量方法所能反映的。比如，为了保护个人和集体权利，人们进行了地理上的扩张，同时也全面减少使用暴力。

实际上，启蒙运动带来的伟绩被低估了，因为我们总倾向于记住那些灾难并使其恢复正常，而非每日的点滴进步，而这种偏见和过度自满是不利于决策的。毕竟，有许多原因都会让人们对未来感到不安，其中很多都是启蒙运动的副作用。

在2013年发表的《大逃亡》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表示，过去250年来启蒙运动在减少总贫困、饥荒和早产儿死亡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而这些进展已经让很多社会群体落后于整体水平。虽然近期的全球不平等现象已经被中国等国崛起的经济所缓和，但众多研究发现，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程度正在加剧。在美国等国家内，很大一部分人口都缺乏获取适当医治的渠道，民主程度也正在弱化。

现在的传统观念认为，全球民粹主义运动的出现，比如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件事，和没有享受到全球化好处的人息息相关。不过，特朗普的很多政策都是为了延续经济精英的特权而设计的，尤其是大幅削减针对富人的税率。面对那些感觉自己被社会抛弃的人，特朗普并没有缓解他们的恐惧，而是试着采取诱售法来掩盖事实。相应地，他瞄准了中国，称其为美国困难的根源。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以及对所有外国产品的恐惧恶化了全球合作。民族主义——据称18世纪末社会革命最为有害的遗产——已经在本土主义和仇外民族主义崛起之后爆发了。

同样地，启蒙运动的科技遗产也不全是正面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理论和1938年裂变的发现培育了核能，同时也引发了广岛和长崎的核爆、切尔诺贝利和福岛的惨剧。随着科技进步，重要的国家基础设施也可能受到网络攻击带来的威胁。此外，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金融工程也承担了许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