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性别平等，从法律开始

2018年5月30日

两年前，我在《女性、商业及法律》报告中提到：性别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时，我谈到了法律鼓励或不鼓励女性参加工作的各种后果。此书由世界银行发布，明确地指出了女性在经济参与中所面临的阻碍，追踪了性别平等的实现进程。今年是女性权利运动的分水岭，我们也发布了最新版的报告，即《女性、商业及法律》2018版。

在过去的30年中，全球参加工作的女性比例从52%跌至49%，而对于男性来说这一比例为75%。参与全职工作的女性只有男性的一半，薪资水平也要比男性低三分之一。与此同时，女性在求职、创业时还时常面临法律上的限制。第五版《女性、商业及法律》报告所关注的不仅仅是法律对于女性参与工作的影响，还有法律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

根据报告的结论，在一个经济体中，法律所确保的性别平等程度越低，女性参与工作、创业的比例就越低。

Image：《女性、商业及法律》2018版

报告考察了189个国家的情况，对法律所涉及的7个方面进行计分评价，表明了有改革余地、提升女性经济前景的领域所在。尽管英国、新西兰以及西班牙在统计的所有方面都处于领先位置，仍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做到真正的性别平等。这说明现状仍有提升的空间。

统计结果还能说明法律对于实现性别平等的阻碍仍然广泛存在。例如，在18个国家中，法律允许男性合法地阻止其妻子参加工作。如果女性只有得到丈夫的允许才能参加工作，或是丈夫能够为了“家庭的最大利益”要求企业解雇其妻子，女性的地位就会持续被弱化，对于男性和女性行为角色的固有观念也会进一步加深。实际上，报告涵盖的国家之中，有三分之一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女性就业或是发起运动的自由，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在申请护照时予以限制。37个国家不允许女性以和男性相同的方式申请或是更新护照。正是因为这样的限制，伊朗女足队长Niloufar Ardalan无法参加女足锦标赛。她的丈夫拒绝签署更新护照所需的相关文件，并宣称“阻止妻子离开伊朗是他的权力”。

诸如此类的阻碍普遍存在，通常打着“保护女性以及其生育能力”的旗号。在美国，1908年的穆勒诉俄勒冈州案开创了保护女性性别角色的先例。在本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牺牲了部分契约自由，强调了“女性不同于男性，需要特殊保护”的观点，推动了相关立法，保护女性免受“极为艰苦”的带薪工作的伤害。美国的这些法律最终被推翻或是被认定违宪，而世界上104个国家和地区也拥有相关法律，为从事特定工作的女性提供“特殊保护”。在阿根廷，女性不得从事清洁玻璃的工作；在白俄罗斯，女性不得驾驶超过14名乘客的公交车；在几内亚，女性不得使用特定种类的锤子进行工作。不可否认的是，在立法层面上，性别不平等仍然存在：女性的工作机会更少，薪资也更低。

值得注意的是，越多的女性参加工作，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相应提高。如果政府希望经济能够快速增长，不仅应当为女性参与工作扫清阻碍，还应该大力鼓励女性步入职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防止职场性骚扰。职场性骚扰是严重的权力滥用，阻碍了女性本应发挥的才能，影响了女性的职业前景。报告发现，如果法律中对职场性骚扰进行了规定，女性在公司中的地位就能够得到保证。政府推行这些法律，实际上是在直接为经济增长进行投资。如今，数百万的女性会在社交网站上大胆发声，使用#Metoo的标签说出自己曾遭遇性骚扰的经历。因此，推进相关立法十分必要。

尽管性别平等的进程看似发展缓慢，政府也应当牢记：女性就业、创业能够带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女性、商业及法律》2018版追踪了上一版报告发行以来65个国家中的87项有关性别平等的改革措施。世界各国都在逐步移除就业限制，扫清各种性别歧视，并为女性提供法律援助及母婴照料等服务。一系列的立法措施能够改进女性的工作地位，减小性别差距，造福全球社会。

《女性、商业及法律》2018版传达出了相当明确的信息：法律对我们有着切实的影响。得分较高的国家，女性就业、创业的比例也更高，这表明实现性别平等能够增加经济的弹性。《女性、商业及法律》始终致力发掘有待提升之处，并推进目标的达成。我们必须认识到女性作为经济发展的驱动者以及重要力量的独特角色。当女性能够平等地、完全地参与到工作中之中，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每一个经济体都能实现其最大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