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竟未发现“它”与肥胖的联系如此紧密

2017年11月3日

Ronald Labonte

Professor and Canada Research Chair, University of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不久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政府代表亲临在乌拉圭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全球会议，以应对全球非传染性流行疾病（NCDs）。

这些全球非传染性流行疾病都是一些慢性病——包括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现如今每年有4千万人死于这些疾病。因这类疾病丧生的数量已经高达全球死亡总数的70%，比一些传染病（如艾滋病和疟疾）的影响力更为显著。减少可预防的死亡是新型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实现健康目标的关键之一。

好消息是，会议协议草案承认解决公共卫生目标与私营部门在烟草、非健康饮食和酒精产品上的利益的冲突是十分必要的。除了疏于运动，这些产品的消费也是非传染性流行病的主要诱因。

而坏消息是，这项协议几乎没有提及贸易与投资协议在提升非传染性流行病在全球的威胁中所扮演的角色。

贸易协议促使心脏病和肥胖症愈发流行

证明贸易与投资协议对于非传染性流行疾病（如心脏病）和引发此类疾病的主要危险因子（如肥胖症和烟草）造成影响的证据数不胜数。

以我们的一项研究为例，其中指出，越南在开放贸易和外来投资之后，其甜味饮料的消费急剧增加。即使世界卫生组织将高糖饮料消费的增加列入年轻人肥胖症数量剧增的主要原因，美国的软性饮料企业仍旧继续扩张着市场份额。

另一项研究发现，贸易协议的执行过程中（尤其是那些与美国签订的贸易协议），对非健康食品和甜味饮品的消费也逐渐增加。贸易协议与心脏病和肥胖症患病率的提高有着紧密联系。

还有的研究表明，当国家开放贸易时，烟草消费也随之增加；随着越来越多的烟草流入国内市场，价格竞争使得烟草价格下降，可支付性提升。

政府力量在防控疾病方面的无力

贸易与投资协议不是非传染性流行疾病越发壮大的唯一原因。全球化进程中的方方面面都发挥着或多或少的作用。其中包括诸如高糖饮料和香烟等产品“成为”低收入国家中中产阶级身份的象征。但是根据我们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A）的研究中发现，这样的协议限制了政府在执行控制这类非传染性流行疾病的危险因子的法律、政策和法规的力度。

这些协议要求政府对任何新推出的、可能干扰贸易规则的控制行为提供科学的证据证明推行的合理性。但是，如果这些新的控制行为的证据量有限呢？协议还呼吁各国政府证明其措施是“必要”的，同时也不存在其他对贸易限制性更小的措施存在，比如大众教育运动。

扩大化对用于治疗非传染性流行疾病的药物的专利保护，同时，合理定价使得穷人也能够消费得起。这些行为已经用尽了政府有限的卫生预算了。

政府对被起诉的害怕

许多贸易协议包含了允许外国投资者因为新的规定造成损失而起诉政府的条例。菲利普·莫里斯在澳大利亚推行烟草包装朴素化的过程中就这么做了。许多的烟草出口国在世界贸易组织系统下发生了政府之间的争端。

虽然世界贸易组织最终的裁决尚未公布，这些挑战最终也不会成功。但是事实是，这些事件很可能让政府因为对推行新的公共健康措施而造成未来贸易或者投资争端的恐惧，出现“监管冷静”。尤其是在一些缺少对抗这种监管挑战的财政资源的低收入国家更为明显。

很少有非传染性流行疾病的控制措施会真正引发正式的贸易和投资争端。但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体系下，反对政府在食物或者酒精制品上告知消费者其存在的健康风险、政府进行市场监管和烟草控制措施的行为在不断发酵升温。结果是，这些非正式的挑战和反对，使得政府或许推迟、或许撤销这些政策以避免争端的风险。

减少可预防性死亡三步走

因而，在非传染性流行病全球自由扩散的今天，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幸运的是，这次乌拉圭会议的主题正是，为了确保“政策一致性”的三步措施。

第一步，政府应该同意，所有未来贸易和投资协议应包含允许对任何针对非传染性流行疾病（或是出于任何其他的健康考虑）进行控制的、无歧视的公共卫生措施，不论是否具有科学证据还是是否存在其他的、对贸易限制更小的措施存在。

第二步，既然已经有数十项现有协议束缚了公共健康监管行为，政府应当承诺不对另一国家的无歧视公共健康行为提出争议。

第三步，政府应当从对治疗非传染性流行病的药物的专利保护日益紧密的情况脱身（加强专利交流与合作）。在防御措施最终消灭这些疾病之前，它们将持续地肆虐着；可以承担得起的治疗被大众所需要。

这三条承诺应当被写入乌拉圭协议的最终稿。它们尊重的是，在国际贸易中，保证公共健康的措施不会被用来作为针对某一国的产品或是贸易利益的歧视性行为。它们同样尊重，政府现在和未来所需要的、保护其公民的健康和福祉的政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