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选消息遭泄露，为何马克龙能成功赢下大选

法国总统大选前，马克龙竞选团队遭到黑客攻击，大量竞选文件泄漏，并在各大社交网站上以“＃MacronLeaks（马克龙泄露）”标注出来，给马克龙的支持者们泼了一盆冷水。右翼活动家和自动转发机器人忙不迭地在Facebook和Twitter上扩散竞选文件，其间还混杂着各类虚假报道。这一切，都指向了马克龙——骗子、伪君子。

我和我在牛津大学互联网学院的同事们对“＃MacronLeaks”进行了深度分析。我们的研究表明，50%发布在推特上的内容仅由3%的账号发出，每小时发布量达到了1500条，转发量有9500次之多。我们预计，在大选日，每小时就会有2280万的推特用户阅读到这些信息。

马克龙团队全面的数字战略以及应对此次泄露事件的做法，为所有的竞选者好好上了一课。用于误导人们的网络战略还可以被用于增加公民的参与度，并削减因文件泄露而造成的潜在的负面影响。

很明显，“＃MacronLeaks”旨在影响公众的意见，这并不是什么新现象。在早先的大规模政治宣传战争中，人们就大量印发宣传手册。在上世纪的全球意识形态对立中，信息战的方式又有了新的发展。

如今，我们则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政治成为了战场，大数据成为了现代政治家手中最有力的武器之一。1945年10月19日，美国论坛公司（Tribune）发表了乔治·奥威尔的一篇预言式的文章。他在文中这样写道：

“人类文明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来说，就是武器的发展史，这是个常识。每当具有支配力武器十分昂贵或是难以制造时，专制统治将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反之，如果这些武器廉价且易获取，那么普通人也将握有机会。比如，坦克、战舰、轰炸机天生就是专制者们的武器，而来复枪、滑膛枪、长弓和手雷，就其性质而言，则是为民主制度量身定做的。复杂的武器能让强者更强；而简易的武器——只要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则会给予弱者以利爪。”

在过去的15年中，互联网确实做到了“给予弱者以利爪”——基辅、开罗、加拉加斯的街头就见证了这一切。互联网为公民不服从提供了力量，让底层人民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当各种声音错综复杂，它们就会变成噪音。在Facebook、推特、Instagram上，每个人都能发言，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被聆听。

如今，规则却被改写了。威权政体和非主流右派都学会了利用互联网的力量，恶意“劫持”选举。互联网的“坦克、战舰、轰炸机”等武器终于走进了现实：人们使用复杂的人工智能技术，打造精心策划、高度自动化的竞选运动，试图在暗中全面影响公众的意见。

由于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当今的政治广告有一套不透明但高度有效的方法，能够在网络上传播不实消息，直接指向每一个选民。这标志着“计算机宣传”的兴起，能够对大选起到显著影响。人们也会因此而付出代价——民主制度将被逐步削弱。

Cambridge Analytica是首批使用行为心理学的方法为客户量身定制广告策略并改变公众意见的公司之一。该公司采用了一系列基于大数据和各种分析策略的方法，预测、影响甚至是控制人们在大选时的行为。在希拉里·克林顿团队的邮件被DCLeaks和维基解密公布之后，他们也采用了相同的策略，改变网络上的舆论走向。特朗普阵营的机器人账户渗入了克林顿团队的舆论阵地，自动“刷帖”。

然而，马克龙团队则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方式：寻找新公司，采用与Cambridge Analytica相同的方法，提高公民的参与，而非散布不实信息。

Liegey Muller Pons公司管理了马克龙团队16、17年的政治活动，确保每一次决策背后都有相应的数据予以支持。该公司还学习了奥巴马竞选时使用的动员方法，将其运用到了法国大选中，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在法国，根据有关隐私权的法律规定，竞选运动不得针对每一个选民个人。这也是为什么竞选战略家决定以群体为单位进行宣传，而非针对每一个选民。该公司发明了一种新的方法：将众多数据点与辖区一级的选举结果联系起来，更高效地协调其“网络志愿军”。

这种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挨家挨户的宣传覆盖了约30万户人家。随着在推特上用“#EnMarche”标记出来的网络竞选运动的开展，马克龙团队的宣传又进一步得到了加强。所有与选民的互动都会被记录在案，用于进行语义分析，并从中找出能够与选民产生共鸣的关键词。随后，马克龙就会在演讲中提及这些关键词。关键词还会根据地区的不同和听众的不同而产生变化。

这些集会还会在Facebook上全程在线直播。与此同时，马克龙团队还拥有一支尽职尽责的推特团队，确保每一条推文都经过精心编辑。当标记有“#MacronLeaks”的帖子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时，团队人员会第一时间作出回应，在这些文件像病毒一样扩散前，拆穿这些不实的谎言。

在英国脱欧公投前，该团队也用相似的方法成功地打造了一系列网络辩论，为脱欧派赢得了支持。在社交媒体上，脱欧言论铺天盖地，犹豫不决的选民们成为了他们的目标。竞选团队会针对人们的个性，精心设计其发布在网上的信息，吸引这些选民。留欧派则没能意识到行为分析策略的重要性，也未能采取足以与其对手相抗衡的战略。正是因此，脱欧派的技术专家们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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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Avantgarde Analytics之类的为竞选服务的新型科技公司则又向前走了一步：他们使用了人工智能技术，更好地与选民接触。他们使用了机器学习的方法，推崇一种道德个体化的竞选运动方式。他们能认识到每一个选民会有不同的诉求和偏好，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应对。这还与非主流右派阵营机器人账号的日渐衰落、对于“替代事实”——即不实信息——的自动检查有关。像这样关注个人的技术能够打破回音室效应，向民众们传达更为多元的信息。

在大选的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马克龙这样的青年政治家能够接受这种思维模式，但老一代的政治家们却正艰难地试图跟上时代的脚步。如果你即将参加大选，却仅仅坚持传统的竞选战略，这将会使得你的对手远远占据上风。戴维·卡梅隆和希拉里·克林顿可能需要好好思考这一点。

人工智能技术引领了政治活动的新纪元，把效率提升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小而易于实现的目标、发布政治内容的机器人账号、打造网络大讨论将会成为未来竞选的主流方式。尽管这些方法会被用来传播极端言论，但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什么坏事。

不出我们所料，运用科技来对抗“计算机宣传”将会是我们坚守民主政体的唯一希望。马克龙团队的做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利用与对手同样的方法，削弱不实信息的影响；赋予这些方法新的意义:宣传自己的理念、吸引更多的选民。

作者：Vyacheslav Polonski，牛津大学互联网学院，网络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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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达沃斯博客翻译小组·彭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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