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里根和罗宾汉：财富不平等的历史回溯

我们应该如何铲除财富不平等的顽瘴痼疾？幸运的是，历史为我们留下了线索。

收入和财富极为不平等的情况如果长期得不到改善，对社会凝聚力、政治包容度和犯罪率都不会是一件好事。这种认识已经有了广泛的事实基础。通常情况下，收入不平等居高不下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根深蒂固的、由来已久的社会不平等。幸运的是，历史也为我们留下了线索，指导我们可以通过怎样的方式铲除财富不平等的顽瘴痼疾。

在某些发达的西方国家中，收入不平等现象比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要严重得多。在1980的英国，收入不平等已经连续三十年平稳地维持在较低水平。二战后的一段时期是史上经济发展最为包容的时期之一。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这段不平等较低的黄金年代都是可以拿来作为对照的：因为这正是我们长大的年代。但能够记得这个黄金年代之前的时期的人就少之又少了。毕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太过久远了。

尽管研究正不断完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统计不平等的记录，有关那个时期的数据仍然显得太过单薄。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大约在1910 年和1980年间，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水平都在降低，并且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这是什么造成的呢？原因当然不止一个，并且不同地方的原因也必然不同。但这些国家也确实存在一些普遍特点。

战争与薪水

二十世纪前几十年，国家干预经济运行是大势所趋，只不过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操作方法。这股潮流背后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一战和二战结束后，社会团结起来；人们亲身经历了战争时期的经济管控措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人们大规模失业；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等。二战结束后，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脚步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不断加速。

国家干预经济运行有很多特点，主要包括国有化，社会福利增加，公共医疗和教育普及，公共设施发展等。研究者根据不同的地区进行了细分：北欧模型、莱茵河资本主义等。国家参与设定工人薪水，重新分配税收和收入转移或许是直接调整收入不平等的最为重要的几个方面。

很多国家都有人想要集中薪水和工作条件的集体谈判。在英国，1909年设立的薪水委员会负责制订低收入群体的工资，一战和二战期间，英国都有规定由国家制订工资。自1945年至1979年间大部分时间在英国都存在提高工资的上限，这个上限是由国家规定，并经过工会和雇佣者同意的。

其他国家参与的过程是不同的。瑞典雇佣者联合会和工会最初于1938年在国家级别的谈判上达成一致，并通过这种方式避免了政府干预。二战后，西德雇佣者联合会和工会按产业重组，薪水谈判由各产业在国家范围内进行。法国工会和雇佣者组织于1946年和政府一道加入了经济理事会。

政治风向的转换

现在你应该对历史上如何应对不平等有了一定的了解。甚至美国也在1945年通过底特律条约建立了一个三方系统，意在维持产业间的和谐关系。保持节制和承担责任曾经也是值得称道的美德。历史学家记录下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白宫也可能会公开批评那些过分给自己涨工资的高管们。七十年代，这种国家干预的趋势遭到了批驳，鉴于国家干预确实是七十年代经济滞胀的部分原因，这种批驳也是有些根据的。但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政治风向真正发生了转换，在英国和美国尤为如此。

这些国家转向了反国家干预的态度，尤其是在产业关系方面。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1981-1989年）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1979 -1990年）都选择了直面工会而不是向工会妥协。英国负责协商的组织都高度紧张。美国也开始允许最低工资标准降低到平均收入以下。

英美两国的劳动力收入不平等水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快速上升。西欧其他国家制订薪水的机构保留得相对更加完整，所以这种上升势头相比英美两国更为缓慢。大多数评论家认为，因为技术变革和全球化趋势都偏爱技术型的、受过教育的工人，因此二者缓慢显现的影响是不平等水平上升的原因。但在英美两国，政治气候的转变就意味着制订薪水的机构不再能够调节技术变革和全球化趋势带来的影响了。

税收也在改变。二十世纪初，收入税成为了大多数西方国家一项主要的收入。随着政治潮流方向的改变，里根和撒切尔都大幅度减少了收入税的累进度——也就是税率随收入增加而上升的程度。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计算了各成员国的税收与转移支付在多大程度上调节了其收入不平等水平，经济历史学家Peter Lindert称计算结果体现了“罗宾汉矛盾”，即税前不平等水平最低的国家再分配水平最高。例如，经合组织中再分配水平最高的国家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低的国家为墨西哥和智利。

“时髦”的声音

既然如此，我们可不可以说，再分配对缓解收入不平等是有效的？墨西哥政府要想消灭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大规模的不平等现象，是不是只要增加税收与收入转移的累进度就行了？墨西哥政府的“进步与繁荣”项目会给一些穷人发放现金，只要这些穷人的孩子去上学，并且他们家里的每个人都参与预防性的医保。一些分析显示，这些项目卓有成效。

国际上也有证据显示增加税收与收入转移的累进度确实能够直接缓解收入不平等。我自己的计算表明，2007-2014年经合组织国家累进度和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呈强烈的负相关。

来自过去一个世纪的信息已经过时了。如今英美两国的政治党派中有确实的胜选目标的很少会主张集中制订薪资或者增加税收与收入转移的累进度。公开反对高工资水平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不过时尚这东西，总是去了又来啊。

作者：Andrew Newell，苏塞克斯大学， 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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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达沃斯博客翻译小组·李雪

责编：刘博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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