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如何才能维护世界和平

2017年2月28日

Adam Day

Senior Policy Adviser,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

Joëlle Jenny

Fellow, 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university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铁雷斯在今年年初的达沃斯论坛上做了演讲。在讲话中，他提及，如今世界上的诸多冲突，本质上都是互相联系的。古铁雷斯呼吁联合国“以综合性的方式解决冲突”，这要求联合国所有部门通力协作。这对于一个原本“支离破碎”的组织来说，是一次极佳的转变。

但是长远来看，如果我们仅仅只重点关注将联合国各部门联结在一起，各地冲突的关键变化仍很有可能被忽略。联合国的每一个下属机构——无论是和平与安全、人权还是发展委员会——都倾向于在国家、各州的层面上开展工作，缺乏将国家与地区相联系的机制。最近的政策评论以及古铁雷斯本人也都在呼吁采取更加“以人为本”的解决方案，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仍不甚明朗。以下三种方法可以使得人们不再仅仅关注国家层面上的事务，并把联合国冲突管控的职能深深地根植于冲突发生地的土壤之中。

新技术：更有效地预防冲突

在达沃斯论坛上，古铁雷斯强调了创新和新技术的重要性，他认为二者在解决全球危机时能发挥关键的作用。然而，新技术带来的风险也是众所周知的：无人机技术落入恐怖分子手中，后果将不堪设想；基因突变导致的的疾病危害极大；ISIS还会利用社交媒体招揽成员。正如Anja Kaspersen和Jean-Marc Rickli在之前的议程文件中指出的那样，新技术的出现，使得无数非国家行为体接触到能够导致冲突的事物。

然而，现代通讯技术对于联合国来说，同样是一个机遇。新的技术使得各组织能够与人们保持密切联系，让人们了解冲突的潜在动因以及有效解决冲突的方法。

运用新技术，联合国在倾听冲突地区当地人民的声音这一方面取得了进展。例如，在民主刚果东部使用社交网络来确定可能发生暴力冲突的地点。在科索沃地区，人们还利用社交媒体进行更为系统的监控。但这只是很小的进展，我们还需要更多地运用新技术。人们的主动行为通常也只是针对系统中相对较为模糊的部分。试想：如果联合国能够系统地处理2012年从开罗塔里尔广场中传出的海量社交媒体数据（而非仅仅依靠少数记者在房间里报道着他们从卧室窗户都能看到的画面），事情的结局恐怕完全不同。2015年，当飞毛腿导弹从也门射往沙特阿拉伯时，民众们在推特上的帖子成为第一手信息来源——而非国有媒体或是联合国的官方发布。关于叙利亚问题，一位化名为Brown Moses的普通网民成为了国际权威，因为他能够运用多重信息来源，如推特或是脸书，证实各方的军事行动。

因地制宜地分析

当人们审视一场冲突的时候，联合国作出的绝大多数的分析要么关注社会经济数据（失业率、飞涨的物价等），要么关注一国政治层面的问题（宪法、选举等）。这样一来，联合国的干涉就会注重建立国家的各项制度，忽略了干涉的出现会给权力的变动带来怎样的影响。

决定在哪里铺设道路，投资哪所学校，将哪些群体纳入政治进程中，是否支持选举，这些都会在社会结构的框架内展开。这些问题绝不是中立的。如果一国政府采取掠夺性的国家行为，或是未能在各群体间达成平衡，更为有力的国家制度实际上甚至可能会加剧紧张局势。

因此，我们应当呼吁跨部门、跨领域的冲突解决机制。秘书长本人也应当呼吁更多的区域利益相关者——比如当地的商业领袖们——参与到对于地区局势的分析中以及发展计划的制定中。人们还应赋权于联合国工作人员，建立一种预期的关系，使他们能在冲突发生之前就有效地进行预防。

这种做法对于尚未拥有联合国维和部队、但极有可能发生冲突的地区来说尤其有用。在这些地区，联合国发展委员会以及人道主义行动的参与者们是“去政治化”的，他们在执行任务时不会深入到冲突的“浑水”中（尽管规劝人们采取和平和发展的方式，在某些国家的确行之有效）。这也是联合国了解一国情况的途径，有时甚至就像直接给一个国家“把脉”。如果古铁雷斯想要实现他的愿望，构建更具激励性的冲突预防平台，现在就是大胆改革驻地协调员机制的绝佳时机。这样一来，驻地协调员机制就具备了必要的方式和能力，能够更加有效地预防冲突，让国家领导人真正地对他们的人民负责。

不必循规蹈矩

联合国应当放弃其线性的、以国家为中心的解决方式，也就是其“金钱+制度=稳定”的模式。冲突产生于复杂的政治体系中，个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国家甚至是跨国的利益交织在一起。这一切的关键点都在于政治意愿：掌权者选择和平路线的动机是什么？核心群体的利益是如何与冲突交织在一起的？比如，卡比拉是否担任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与他对于他本人以及更广泛的关系网络中的人们（如当地的社群）的安全与利益的理解密切相关。建立国家制度却不解决这一问题，无异于逆着风，在大海中笔直地向前航行。

关于如何介入复杂的政治体系（包括易发生冲突的地带），人们有过郑重的考虑。秘书长呼吁人们采取一种崭新的方式预防冲突。这是一个绝佳的时机，让这一思考深入联合国的核心。在面对冲突时，我们应当问自己：“做出改变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影响相关人员的政治意愿？”我想再次强调，这需要人们因地制宜地分析，更清晰地了解金钱和权力是如何在一个系统内运转的。关键点在于，通往和平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只注重结果的冲突防范是行不通的。相应地，联合国的计划应当更具灵活性，更加“以人为本”。

古铁雷斯试着让人们一同努力，让联合国系统能更加有效地开展工作，他主要针对的是政治领域的大人物。框架外交、朋友圈、地区及国际合作伙伴关系——这些都是一个成功的预防平台的必要元素。此外，人们的态度、行为模式以及所涉及的利益，也是冲突产生和发展的原因。这些元素同样应当成为冲突防范工作的核心。2016年发生的事件表明了忽略人们的恐惧和愿望所带来的恶果。现在正是合适的时候，在人们身边开展联合国的维和工作——联合国正是为了服务人们而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