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民族主义”正在抬头，但未来的贸易机会握在地方城市手中

位于日内瓦和伊斯坦布尔的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WAIPA）有170个成员，但超过三分之一的成员都来自特定城市或地区，而非国家，例如安达卢西亚和麦德林的创新和发展局。 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表示，目前全世界大约有8000个地方贸易和投资促进机构。

当今世界以“全球价值链”和“全球资本流动” 为主流，这样的情况听起来可能会显得相当矛盾：地方机构正在绞尽脑汁甚至罔顾后果地进行竞争，以吸引FDI（外商直接投资）。但对于每个国家来说，确实都有大概50个“次国家机构”在地方一级保障其国际经济利益。

造成这种现象的最重要原因是全球财富的“城市化”。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全球GDP的75％在大城市生成，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持续发展，城市和地区将会进一步巩固其作为权力和资本中心的地位。 城市地区也更容易获取高素质人才资源和更优质的基础设施，使其对高附加值投资更具吸引力。 圣保罗市这一个城市的经济规模，已经相当于6个南美国家经济规模的总和：巴拉圭，乌拉圭，厄瓜多尔，苏里南，圭亚那和玻利维亚。

城市的比较优势是什么？

城市是务实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共同体。国家层级的FDI引进机构，通常会用各种浮夸的形容词来勾勒美好的经济前景，但地方一级的机构通常倾向于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措施，并将其战略力量集中于具体项目和投资交易。 他们往往更在意如何促进投资和贸易的发展，这帮助他们成为所在地区该领域的领先专家，能够以最符合当地资源和特色的方式进行工作，提供详实信息，说服投资者，并将自身具备的“领导力”转变为实际项目。 特拉维夫全球（一个市政实体）就是很好一个例子。 其核心任务是将城市定位为“专注于创新”的商业中心，努力吸引国际投资者，企业家和初创企业的进驻。

地方一级的机构对投资者的咨询也更加敏感。 考虑到他们与投资者以及当地（包括公共和私人）利益相关者的密切联系，地方机构在投资便利化和后勤保障方面的表现也会更好。 地方机构的“业务性质”让他们逐渐远离国家机构，更倾向于政策设计和概念性的事务。 他们先考虑劳动力密集型的“蓝领外商直接投资”，而后是更加高端的“白领外商直接投资”。世界银行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最佳措施”的研究强调，国家以下（特别是城市）的机构往往更具创新性，也更能够以客户为中心。

地方机构还必须对投资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更精细的评估，以便调整相关政策，更好地激励外商投资。 他们可以在全国性的鼓励措施（例如免除地方税、许可登记费用和商业注册费用）的基础上提供额外的激励。 在2013年，华盛顿州给予波音87亿美元的减税（直到2040年），作为他们在西雅图地区建造新的喷气式客机777X的条件。 这是美国历史上给予一家私营公司最大的国家税收补贴。 一年后，内华达州为特斯拉减少了13亿美元的税收，以吸引其在该地建造生产锂离子电池的特斯拉超级工厂。

最后，地方城市在与私营部门合作方面也有良好的基础，因为一些地方机构是受到当地公司的直接资助与支持的。 国家一级的机构，出于遵守规则或是自豪感的缘故，其业务费用一般仅由公共预算支付。 但在国家以下一级，就没有这种限制了。 “大休斯顿伙伴关系”是和当地政府密切合作，并代表休斯顿经济机会的组织，由1200家公司组成。 “加利福尼亚-中国贸易和投资办公室”和“加利福尼亚州与亚洲国家官方贸易办事处”都是由商业公司赞助，并由湾区委员会经营的组织。

最佳实践

根据fDi杂志的报道，在2016/2017年，最好的投资地点（城市和地区）是新加坡，伦敦和都柏林。 该排名遵循以下几个标准：经济潜力，人力资本，成本效益，联通性和商业友好性。 这些都是结构性因素，投资促进机构在这些方面余地很少。 例如，地方机构并不负责人才的培训和教育。

但在这些“硬指标”的基础上，一些机构在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地积极的经济和人口基础条件（或避免负面影响）方面，也比其他机构做的更好，并采取了创造性和有效的措施来吸引投资。

对城市的投资首先是人才投资，特别是在IT部门。“哥本哈根容量”作为城市的FDI吸纳机构，制定了相关政策，通过提供材料帮助外来员工适应丹麦的工作文化和管理风格，来对接公司和当地的潜在人才（人才吸引）；组织有才华的国际学生到丹麦的公司参加商业挑战赛（公司挑战）；鼓励公司组织或参与人才对接活动。

与此同时，城市机构还能够以拥抱一切的态度去应对潜在的商业机会。 例如，巴塞罗那在这一方面就做的很好：他们将前沿城市规划、创新技术运用以及FDI投资机会相结合。投资协议并不会把本地资产及其他机会隔离开来。 不仅如此，它还能在投资过程的各个阶段中，促进与投资者的密切联系，不断建立联系网络，并在投资者和城市之间建立强烈的社区意识。 在2016年，巴塞罗那被fDi杂志选为最具外商直接投资（FDI）战略的欧洲城市。

与国家机构的合作协调

在规模较大的国家中，未来“次国家机构”可能会成为主要的FDI吸纳机构。 他们对那些将受FDI影响的微观领域（例如新工厂，新机场）更为了解，而他们也是最终去全力争取FDI投资的执行者。 国家一级的机构，将作为宏观政策的设计者，以及大规模项目的政治支持者。 例如，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管理局旨在为美国工人和企业创造经济机会，在世界各地设有150多个办事处，但它们的首要任务是促进贸易，帮助美国公司进入国外市场，而不是吸引 FDI。 吸引 FDI主要由美国各州的机构进行，例如佛罗里达州企业协会或马萨诸塞州国际贸易和投资办公室。

相反，在一些规模较小的国家中，国家和次国家机构之间的组织精简和业务合作是至关重要的。 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WAIPA）首席执行官Boštjan Skalar将地方投资机构描述为“国家投资机构的放大镜”，因为它们捕捉了国家层级的机构所无法获得的地方机会。 例如，欧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小国家以投资规模（城市和地区只寻求较小的机会）为尺度分配国家和地方机构的职责，或是协同开展工作：通常是城市机构提供本地情报和后勤保障，而国家机构提供减税或强有力的政治支持。 最近创建的波尔图投资机构（葡萄牙）在这一点上就做的很好：它为商业活动提供管制支持和市政保障，并且与国家机构AICEP密切合作，帮助新投资者建立公司并获取许可。

即使如此，城市与国家机构之间还是存在着过度竞争和协调不足，这将导致两者在目标和工作内容上的重叠。 最近，巴塞罗那和马德里都在努力争取吸引“欧洲拉斯维加斯”项目（一个价值300亿美元的赌博和休闲度假区），但由于西班牙国家政府拒绝改变有关吸烟的规定，也没有给予投资者所要求的税收优惠，该项目被放弃了。

尽管增长惊人，但地方投资机构还是不能免受批评，其中一些甚至还会面临重大挑战。 由于资源不足，它们在国外开办机构（与国家相比）和招聘顶尖人才方面也会面临更多困难。 在管理重大激励措施方面，它们也常常国家层级的机构所超越。

然而，随着全球范围内平行外交的快速增长和财富的城市化，未来城市和地区可能会在吸引FDI和促进贸易方面发挥更为重要作用。 期望国家官僚能够垄断并囊括所有商业机会，最终只会演变成一种糟糕的投资。

作者：
Rodrigo Tavares, Granito和合伙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Ana Teresa Tavares-Lehmann, 波尔图大学经济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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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世界经济论坛博客翻译小组·陈达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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