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的历史及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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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捷琳娜·戈尔迪丘克,世界经济论坛社交视频制作人: 你认为今天人们最应该了解乌克兰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蒂莫西·斯奈德,耶鲁大学理查德·C·莱文历史学教授: 我认为人们最应该了解乌克兰的一点是,我们对乌克兰所知甚少,原因在于它一直身处许多重大事件的中心。乌克兰历史上的悲剧极其深重,以至于我们一直未能真正看清这个国家本身。

乌克兰是一个脱胎于帝国的国家。它的政治阶层和政治机遇一次又一次遭到摧毁,但如今,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它终于迎来了第一代自由成长的一代人,也首次有机会与这一代人一起建设民主。

所以,了解乌克兰首先要知道,21世纪给了乌克兰一个机会。如今,乌克兰正面临一场战争,而侵略者企图夺走这个机会。

卡捷琳娜·戈尔迪丘克: 正如您提到的,我们今天所知的边界是在1991年完全确立的。多年来,乌克兰独立这一理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蒂莫西·斯奈德:事实上,乌克兰有着非常悠久的民族理念。乌克兰这一理念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我们也可以谈论比这更早的乌克兰历史。乌克兰民族运动兴起于19世纪,实际上是相当典型的欧洲民族运动——反帝国主义,以人民作为历史的主体。

与其他东欧国家不同,乌克兰未能在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国家。乌克兰的国家地位真正以持久的方式出现,是在1991年之后。

自1991年以来,乌克兰确立了民族认同。我认为,这种认同建立在三个基本理念之上。其中一个理念是多元性,即民族并非同质的。这个民族包含不同宗教、不同出身的人,也有不同语言。

我认为,乌克兰的第二个鲜明特点是面向未来。乌克兰的邻国俄罗斯,或者至少是俄罗斯领导人,沉迷于某些神话般的过去观念;而乌克兰的民族理念则更倾向于未来,着眼于年轻一代能够实现什么,也着眼于某种欧洲命运。

我想,乌克兰认同的第三个方面是面向欧洲。乌克兰人认为——我觉得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民族国家固然重要,却并不足够。若想拥有安全的民族国家,就必须与欧盟建立更广泛的联系。

卡捷琳娜·戈尔迪丘克: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您说乌克兰面向未来。我们谈到边界直到1991年才确立,这让我想到,或许原因在于,尽管乌克兰有着如此丰富的历史,却没有足够多的成文史料可供依凭,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展望未来,努力建设更美好的未来。这与欧洲其他一些地区形成鲜明对比,那些地方似乎非常依恋自己的历史。您能再多谈谈这一点吗?这种反差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蒂莫西·斯奈德: 我真的认为,重视历史与重视未来之间并不存在矛盾。恰恰相反,我认为,如果你认真对待自己的历史,就更有机会建设未来。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就不会真正知道自己能走向何方。

我认为,今天的乌克兰与今天的俄罗斯之间的差异在于,俄罗斯领导人沉迷于一种关于过去的神话,认为它决定了未来将会如何。因此,暴君用神话来规定你是谁、你必须做什么;而历史则会向你展示各种结构,也展示各种可能性,两者有所不同。我认为乌克兰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历史,只是他们看待过去的方式与俄罗斯领导人或许有所不同。

卡捷琳娜·戈尔迪丘克: 今天,我们经常从乌克兰领导人甚至年轻人那里听到有关战争的简短表态。他们说乌克兰的领土对他们非常重要。泽连斯基总统总是说,乌克兰不会放弃任何领土,他们当然也希望收复失去的土地。为什么领土独立对乌克兰如此重要?它为什么对欧洲也很重要?

蒂莫西·斯奈德: 这是20世纪的一项基本理念:帝国瓦解时,各国随之形成,我们承认各国现有的边界。承认边界与承认一个国家非常相似。因此,侵犯一国领土,基本上就等同于或意味着不承认这个国家。边界具有象征国家的意义。这就是我认为边界能让人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从哪里开始、到哪里为止的原因。

我认为,另一个原因更具象征意义。这关系到坚守某种立场、拒绝屈服。如果因为遭到侵略,你开始在自己的领土问题上作出让步,那究竟要在哪里停下?又如何避免招致进一步的侵略?

我认为,其他国家可以从乌克兰的例子中认真思考这一点。其他国家很容易说,乌克兰人为什么不能放弃这块或那块土地?但看看欧洲历史,例如193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或1939年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把别人的领土拱手让出往往会导致更糟的结果,而非更好的结果。欧洲国家谈论的也不是放弃自己的领土,而是放弃乌克兰的领土。

所以,国家确实非常重要,边界也确实非常重要。即使欧盟是一种国家间合作形式,它也是一种承认各国及其现有边界的合作形式。它或许允许人员和货物跨越边界流动,却不会让这些边界消失。

卡捷琳娜·戈尔迪丘克: 在达沃斯这两天期间,我采访了一些到场的乌克兰政界人士。他们都和我目前身在乌克兰的亲属一样,总会告诉我:涉及乌克兰时,历史总是在重演。您是研究乌克兰和东欧历史的专家,您认为这意味着什么?

蒂莫西·斯奈德: 作为历史学家,我绝不会说历史会重演,因为如果历史会重演,那就意味着我们对它无能为力。如果它真的——按字面意义——重演,那就意味着我们只是提线木偶,而历史是一种更大的力量。事实并非如此。

话虽如此,我理解人们的意思。乌克兰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中有一些基本主题和模式,一再出现。其中之一是乌克兰的“黑土”,以及人们试图控制或利用黑土的种种努力,这可以追溯到古代历史。在近代早期,波兰势力扩展至乌克兰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到了20世纪,这成为核心主题:斯大林和希特勒都试图为各自的计划开发乌克兰的黑土。当然,如今俄罗斯封锁黑海、威胁让全世界挨饿,这也是一个主要主题。

《黑土》,蒂莫西·斯奈德著 图片:timothysnyder.org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历史中的模式,那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承认一个国家。承认乌克兰确实是一个国家,是乌克兰人在1918年后很难争取到的事情。如今,又有一个势力——俄罗斯联邦——声称乌克兰并不是真正的国家,那些边界也不是真正存在的,而且乌克兰也不是真正的民族。

认为乌克兰不是真正民族的观点当然是一种殖民主义观念,让人想起整个欧洲殖民史;但它尤其让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或纳粹对乌克兰的态度:乌克兰人不过是一个殖民地民族,只要推翻他们现有的政府,他们就会乐意为你效劳。这与普京在2022年的想法十分相似:乌克兰只是由某种人为制造的精英阶层统治,根本不存在真正的乌克兰民族。因此,只要摧毁这个精英阶层,民众就会乐于接受殖民,照你说的去做。

卡捷琳娜·戈尔迪丘克: 您刚才谈到承认乌克兰国家,这一点很有意思。1991年以前,是否有过这样一段时期:乌克兰人民——所处的领土或许与今天不完全相同——觉得自己是一个独立民族,或者某种共同体?他们的尝试结果如何?

蒂莫西·斯奈德: 是的,正如我所说,乌克兰民族思想的历史其实相当悠久。17世纪中叶,乌克兰哥萨克反抗波兰立陶宛联邦,或者确切地说,反抗当地大领主时,已经形成了非常接近民族理念的思想。他们意识到经济剥削以及语言和宗教上的差异,这与现代反殖民运动或民族运动非常相似。

19世纪是乌克兰民族复兴的时期。当时,民族理念寄托于人民身上,这要归功于历史学家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等活动人士。他们认为,乌克兰历史一脉相承,因为语言、文化和某些生活方式具有连续性。无论是谁统治这片领土和这些人民,历史都可以从人民自身的角度来书写。

在建立乌克兰国家的尝试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过两次重大尝试。一是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二是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两者的首都分别在利沃夫和基辅,但都未能成功,因为当时卷入其中的其他势力太多。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被波兰击败。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则卷入一场极其复杂的冲突,俄罗斯红军和俄罗斯白军都参与其中,最终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被布尔什维克摧毁。因此,如今乌克兰的大部分领土成为苏联的一部分。此前建立乌克兰国家的尝试不止一次,而1991年的尝试是迄今唯一持久成功的一次。

卡捷琳娜·戈尔迪丘克: 这些例子非常具有代表性,也帮助我们理解您一开始所说的话:乌克兰似乎一直夹在帝国之间,不得不奋力抗争,却直到最近才真正取得成功。

接下来想谈谈饥荒,以及它如何在历史中回响。在乌克兰,我们一直会学到20世纪发生的强制饥荒大饥荒(Holodomor)。最初,这是一个禁忌话题,起初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但乌克兰独立后,它就写进了所有历史教科书。如今,我们又看到小麦被用作工具,受饥饿威胁的不仅是乌克兰民众,还有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中东和非洲现在都缺少部分供应。我们能从大饥荒中学到什么?它对今天有什么启示吗?

蒂莫西·斯奈德:1932至1933年的饥荒“大饥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说明了我们之前谈到的一点:历史可能如此黑暗,以至于我们看不见它。大饥荒在苏联不仅是禁忌话题,人们也很难了解它。当时,记者不被允许前往苏维埃乌克兰。

大饥荒期间,只有一位记者真正到过苏维埃乌克兰,并以自己的名义报道此事。他是一位名叫加雷思·琼斯的威尔士记者。《卫报》也刊登过几篇没有署名的文章。但总体而言,当时要让有关苏维埃乌克兰的第一手信息传出来非常困难。

1933年,欧洲有人试图组织援助挨饿的乌克兰人,例如乌克兰活动人士米莱娜·鲁德尼茨卡;她恰好有犹太血统。这些人通常会被称为纳粹。苏联宣传声称,只要提到乌克兰的饥荒,就意味着你是希特勒的盟友。如果你试图组织援助挨饿的乌克兰人,苏联人就会称之为“希特勒的帮凶”。因此,因为关心乌克兰就被称为纳粹,这种说法可以追溯到大饥荒时期。

这说明,当时要讲述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多么困难。当然,在大饥荒期间死于苏联、死于苏维埃乌克兰的人,往往无法留下任何痕迹。饥饿致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且往往伴随着社会崩溃和精神崩溃。

因此,能够记录大饥荒的人非常少。我们现有的记录往往来自因其他原因路过的人,或来自意大利、波兰外交官;他们身处一个周围的人正在挨饿、自己却衣食无忧的国家。这样的记录相对很少。我们有照片,但照片也相对有限。我这么说,只是想说明一个基本观点:有时候,事情太过黑暗,以至于很难书写它们的历史。

如今,自1991年以来,大饥荒的历史已经得到充分确立。20世纪80年代,公开化政策开始后,当时仍属于苏联的乌克兰人开始收集幸存者的口述证词。美国也有一个项目,收集大饥荒幸存者的证词。1991年后,苏联档案开放,人们得以找到相关文献,例如地方党务官员谈论饥荒、试图想办法应对的记录。

所以,如今关于大饥荒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它已成为历史学中一个确立充分的研究主题。

我之所以讲这些,是因为我认为,让乌克兰人的家庭记忆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在公共领域所了解的历史相吻合,这非常重要。如今已有重要著作问世,作者不仅有乌克兰历史学家,也有西方历史学家。安妮·阿普尔鲍姆写过相关内容。我也写过。因此,如今世界所掌握的知识,能够与乌克兰人从父母、祖父母或曾祖父母那里了解到的情况相互印证。

这与这场战争有关,因为大饥荒在俄罗斯是一个遭到压制的话题。俄罗斯官方说法是:的确发生过饥荒,但所有人都遭受了苦难,而且遭受的苦难是平等的。因此,如果你声称乌克兰人遭受的苦难更严重,你就是仇俄者,就是反俄罗斯。说不定你还是纳粹。还是那一套老说辞。

这种历史记忆上的差异,是这场战争的间接根源之一。因为俄罗斯的记忆政治运作方式,使俄罗斯人不可能承认其他人曾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下遭受苦难,也不可能承认他们在20世纪整体上曾经遭受苦难。

我们可以从这些事情中学到,回到原始资料、准确厘清这些悲惨历史非常重要。我们也可以由此了解到,饥荒既是乌克兰历史中的一个具体部分,也是更广泛的国际政治饥荒史的一部分。饥荒“大饥荒”实际上为乌克兰人提供了与其他民族建立联系的途径。例如,我认为这对全球南方相当重要;那里的人们也曾在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下遭受政治饥荒。这段乌克兰历史实际上引向了更广阔的全球史。

最后,这件事很重要,因为从古典时代起,乌克兰就一直帮助全世界提供粮食;自1991年以来,乌克兰也一直发挥着这一作用,是世界第三或第四大农产品出口国。如今俄罗斯封锁黑海,企图不仅再次让乌克兰人挨饿,还试图让全世界陷入崩溃。它企图让数百万人挨饿。我不确定他们想从中得到什么,但这就是他们正在做的事。

卡捷琳娜·戈尔迪丘克: 我印象最深的是记忆政治这个概念。我在和家人交谈、阅读新闻时经常看到这一点;我们也许还有一些远房亲戚住在俄罗斯,他们的记忆和理解各不相同。

如今,家庭经常因此分崩离析。如果你在乌克兰或俄罗斯,你所了解的历史不同,所了解的战争现实也不同;俄罗斯把这场战争称作“特别军事行动”。为什么记忆政治如此重要?它又与虚假信息有什么关系?

蒂莫西·斯奈德: 我们需要更多历史,少一些记忆。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在美国,人们也很难彼此交谈,因为他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有不同看法,而这些不同看法建立在不同的记忆文化之上。我们很难构建一种让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其中一员的历史。

我提到自己的国家,只是想说明,我认为这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并非只有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才会如此。

历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历史为人们提供了进入共同讨论的途径。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有一段关于斯大林主义的历史,那么俄罗斯人、乌兹别克人、拉脱维亚人、乌克兰人、波兰人,以及所有人,都能从不同角度进入这段历史。不同地方的经历或许并不相同,但斯大林主义作为一个主题,能让人们从不同角度参与进来。

但如果你只是说斯大林是个技术官僚,或者说他是个管理者;如果你没有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狭隘的神话,恰好符合你自己的政治立场——我说的当然是俄罗斯官方或普京版本的斯大林形象——那种说法承认可能流过血,但本质上认为他是个好管理者,是俄罗斯的好管理者,因此应该这样被记住。当你对过去的叙述只服务于当下政治,其他人自然会被排除在外,他们的家庭记忆也会被排除在外。

但对我来说,这下面或许还有更根本的一层,它关系到责任,而非记忆内容本身。俄罗斯记忆政策的一种运作方式,是声称我们从不对任何事情负责,责任总在外人身上。如果你看看“纳粹”或“法西斯”这个词在今天俄罗斯政治中的用法,就会发现它并非具体指纳粹或法西斯做过的某件事。这个词只意味着“外人”。因此,如果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只意味着“外人”,只意味着“别人做的事”,那就等于说我们永远不会做错事。责任永远在别人身上。如果你拥有一种完美的神话,定义你永远无辜,那你就永远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无论你做什么,即使毫无理由地入侵邻国,你仍然是无辜的,因为你的神话教会你自己永远无辜,也教会你邪恶总是来自外部。

不幸的是,这也是对今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一种解释。俄罗斯人可以真心相信自己是在走向世界,去消灭纳粹或法西斯,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想到,自己所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完美的政治神话会彻底免除自身的责任,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对方。

卡捷琳娜·戈尔迪丘克: 我也很想谈谈乌克兰的未来。了解历史、从历史中学习都很重要。那么,我们能从乌克兰的过去和现在了解到哪些关于其未来的情况?

蒂莫西·斯奈德: 与其试图过于具体地预测未来,不如让我谈谈我认为乌克兰为何是一个有意思的21世纪民主国家,以及它有哪些方面值得借鉴。

当西方人看待乌克兰时,我们常常感到困惑,因为我们会说:你看,这里有这么多人,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他们的历史又非常复杂,简直一团乱麻。但如果民主在21世纪要发挥作用,就必须能够应对复杂、多元文化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乌克兰实际上堪称21世纪的一个范例。其他民主国家今后的样子、其他国家的首都今后的样子,很可能会更接近今天的基辅:人们需要更频繁地在不同语言之间切换,也更能适应他人的语言背景。

我认为乌克兰堪称21世纪典范的另一个方面,是它对民主的捍卫。我的意思是,这一点很简单,但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民主仿佛会随着历史进程、更大的力量或资本主义自然而然地到来。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事实从来不是这样。民主是人民选择由自己来统治,因此归根结底,它取决于价值观。

而所谓价值观,无非是你愿意为之承担人身风险的事物。乌克兰如今正为此提供范例。无论这场战争结果如何,乌克兰人都在为与民主相契合的价值观承担风险,而每个人都必须这样做。

如今,民主正在各地退潮。它正在全球范围内退潮,也正在包括我自己的国家在内的某些国家退潮。人们必须承担某些风险。

所以我很乐意。如果你愿意,可以让我继续谈下去,我可以多谈谈未来。但对我来说,我觉得聚焦乌克兰的当下,以及它如何在某些方面成为典范,很有意义。

还有第三个方面,那就是世代更替。因此,三四十岁这一代人能够脱颖而出并真正执掌国家,非常重要。我认为,他们才有机会应对长期问题。

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可以从许多角度来描述,其中之一是代际战争:大约70岁的人试图摧毁大约40岁的人。在俄罗斯政坛内部也是如此:可以把普京政权的任务理解为确保这一代的任何人——三四十岁的人——都永远得不到任何责任;如果他们有能力、有见识,就必须离开国家、入狱,或者保持沉默。纳瓦利内与普京之间的斗争也是一场代际斗争。

乌克兰从第三个方面来看也很有意思,因为三四十岁的这一代人已经脱颖而出,正在执掌国家。事实证明这非常有益,尤其是在这场战争中,因为这一代人能够与世界其他地方沟通。他们拥有一套价值观和沟通方式,与世界其他地方相当契合。而且我认为,这一代人对乌克兰是什么有自己的认识。我指的是泽连斯基,但不只是泽连斯基。他们既把乌克兰理解为一个拥有清晰政治理念的国家,也理解为一个内部多元、异质的整体。我认为这非常重要。

Kateryna Gordiychuk: 作为乌克兰人,听到这些我也觉得非常引人入胜。我在梳理自己关于祖父母、老师的一些记忆时发现,如今人们更有机会真正表达意见,形成自己的看法,构建自己对民主是什么的理解,或者思考自己应该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参与其中,甚至是否应该参与。因为人在年轻时,往往被认为还不该真正参与;要等到年纪足够大、有了自己的看法,才能向公众表达。

Timothy Snyder: 这确实是一个转折点。有一位杰出的乌克兰历史学家叫雅罗斯拉夫·格里察克,他是世界一流的历史学家,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年轻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他一直在说,乌克兰未来的关键在于,后苏联时代的新一代人必须脱颖而出。他们必须脱颖而出并掌握权力。如今,这已经发生了。

因此,这场战争的一个更深层意义与这一代人有关。由这一代人治理的国家能成功吗?为了生存,竟然要以战胜俄罗斯为条件——这标准高得荒唐,门槛实在太高。但这也是理解这场战争的一种方式。

这是乌克兰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代。你之前问到过建立乌克兰国家的其他尝试。这是第一次,这个国家存续得足够久,以至于出现了真正成长于乌克兰国内的一代人。想到2013年11月下旬,广场上仍是欧洲广场革命的时候,警察第一次出动殴打学生、殴打街上的年轻人。他们的父母走了出来,但不只是他们的父母。他们说:你们不能打我们的孩子。但“我们的孩子”这个说法并不只是指我们的亲生子女,也是在说:这是我们拥有的第一代乌克兰人,因为这是我们在独立的乌克兰抚养长大的第一代人。这些年轻人是珍宝,我们必须保护他们。如今,这些人正在走上权力岗位,已经身居要职。这非常珍贵。因此,重要的不只是他们年轻,而是那些人生主要经历都发生在独立乌克兰的人,第一次在乌克兰掌权。这非常重要。

Kateryna Gordiychuk: 也许可以作为总结。我想问问您最近为 Euromaidan 写的一篇文章,我记得标题大概是《乌克兰应当赢得战争的十个理由》。您能否多讲一些这篇文章,以及是什么促使您以这种方式撰写并为它命名?

Timothy Snyder: 这篇文章的缘起是,我在威尼斯双年展的乌克兰展览上做了一场演讲,Euromaidan 的好心人随后把演讲内容整理成文。我之所以觉得有必要提出这些论点,是因为我认为,有些时候,仅仅站在正确的一边还不够,你还必须考虑如何取胜。

在西方,人们对乌克兰的第一反应——这要归功于许多好心人——是:“我们想站在正确的一边,我们想表明自己站在正确的一边。”我住的街区没有美国国旗,却挂着两面乌克兰国旗,它们就在没有乌克兰人居住的房子前面。顺便说一句,这种情况如今在整个美国都很常见。美国各地,从乡村到大城市,到处都是乌克兰的标志。这真是非同寻常。

但站在正确的一边还不够。你还必须取胜。而我认为,必须推动人们接受乌克兰能够、也必须取胜这一想法。

在这方面,乌克兰人与我们其他人不同。从一开始,我的乌克兰朋友就对我说:“你太担心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会赢。”从一开始,从2月25日、26日、27日左右起,我的乌克兰朋友们一直这样说。我想,大多数人都有相似的经历。多数乌克兰人认为他们会赢。

但从外部来看,乌克兰能够击败俄罗斯这一想法更难让人接受。因此,对我来说,努力论证乌克兰能够取胜非常重要。我相信它能够取胜,但它也必须取胜,因为利害关系极其重大,其中包括:一个武装起来的暴政能否摧毁一个民主国家?这种事已经很久没有发生过了,也不应该发生。

利害攸关之处还包括:像普京这样的碳氢化合物寡头,是否可以永远统治世界?如果可以,气候灾难就会降临,我们谁都活不下来。这关系重大。

正如我们之前谈到的,利害攸关之处还包括:世界会不会陷入饥荒?今年秋冬,穆斯林世界的许多人会不会因为俄罗斯封锁黑海而挨饿?

利害攸关之处还包括:世界各地那些持极右翼立场、反对民主的人,会不会因俄罗斯获胜而欢欣鼓舞、士气大振?还是说,支持民主、支持计票等做法的人,会因乌克兰获胜而受到鼓舞和支持?

我想让人们接受乌克兰能够获胜这一想法。我们无法保证,也无法确定,但这是我们应该争取的目标。我们不应只满足于站在正确的一边;胜利是可能的。只要胜利仍有可能,我们西方就应该尽一切努力,让这种可能性尽可能大。

Kateryna Gordiychuk: Timothy,谢谢您说明这件事关系重大,也解释了它与世界其他地方究竟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很多人会忘记这一点。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您有什么希望寄语,或者有什么话想留给世界领导人?也许是说给此刻在达沃斯、正在聆听乌克兰议员和总统发言的人听?他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Timothy Snyder: 今年的达沃斯与往届有些不同,不只是因为一个国家处于焦点位置,也因为具体的人处于焦点位置。我是说,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克利奇科兄弟,以及来到这里的那些了不起的乌克兰议员,他们受到倾听,不仅是作为国家代表,也因为他们以个人身份采取了某种立场。

我认为,最重要的正是这一点。达沃斯,也就是世界经济论坛的整个构想,一直建立在这样的观念之上:资本主义会拯救我们,外部有更大的力量会拯救我们,未来是已知的,我们只需找到描述那个未来的恰当措辞和概念。但未来终将到来,而且会很美好。

和其他人一样,我也希望未来美好,但我坚信——而且长期以来一直坚信——美好的未来是民主的未来,而不是技术官僚统治的未来,也不是我们幻想一切会自然而然降临的未来。

我也长期坚信,民主的未来取决于人们作出的选择,包括人们承担的风险。我认为,今年达沃斯之所以不同,原因之一是,我们这些承担较少风险的人正在学着认清你们这些承担更大风险的人。这与其说是希望的来源,不如说是承认现实:没有人的能动性,我们就无法成功。

这多少又回到了我们关于神话与记忆以及历史的讨论。普京先生声称自己知道2000年前发生了什么,因此能够告诉你明天必须发生什么。但历史并非如此运作。历史的运作方式是,我们真正认清现实。比如,我们认识到,没有什么更大的力量会让我们变得民主。这并不是真的。如果我们要实现民主,是因为我们关心民主、珍视这些制度,而且有些人在重要时刻愿意为这些制度承担风险。

所以,这算不上确切意义上的希望,而是对现实的承认。但承认现实,也意味着承认乌克兰人为我们其他人所做的一切。你看,我们正在交谈,也有许多其他对话正在进行,而这些之所以成为可能,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乌克兰人在抗争、在战斗、在承担风险。如果乌克兰人没有做这些事,今年的达沃斯就会阴暗得多,整个春天也会阴暗得多。我认为,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都会黯淡得多。

耶鲁大学教授蒂莫西·斯奈德表示,要理解乌克兰战争及其对世界的重要性,我们需要了解乌克兰的历史。

这位美国历史学家著有《血色大地: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欧洲》和《论暴政:来自20世纪的二十条教训》等作品。本次采访他的,是世界经济论坛社交视频制作人卡捷琳娜·戈尔迪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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