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隐含排放”?全球贸易能否助力减少这些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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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ISD)高级顾问Aaron Cosbey:最新的创新是对进口碳征收价格。因此,我们看到欧盟提出了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Nechanism),该机制要求进口商购买碳排放配额,就如同他们是在欧盟国内制度下生产一样。

Radio Davos主持人Robin Pomeroy:欢迎收听世界经济论坛的播客节目Radio Davos。本周的主题是全球贸易商品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

Aaron Cosbey:这一想法的基本逻辑是,如果你对国内生产者这样做,即对他们的碳排放定价,那么你不希望你的努力被那些不这样做的国家的进口产品所削弱。于是,你开始对商品进入国境时所含的隐含碳进行定价。

世界经济论坛可持续贸易负责人Kimberley Botwright:全球约23%的排放通过贸易转移。对于一些出口市场对碳进行定价,你的看法如何?

印度尼西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经济学系研究员Dandy Rafitrandi:包括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加拿大在内的几个国家已开始讨论某种类似CBAM的政策。这使发展中国家感到有些担忧。

可持续贸易是贸易的未来。

Robin Pomeroy:我在演播室与联合主持人、世界经济论坛区域、贸易与地缘政治中心副主任Kimberly Botwright一起主持节目。Kimberly,你好,你最近怎么样?

Kimberley Botwright:我很好,谢谢。

Robin Pomeroy:非常好,谢谢。在我做完另一期关于贸易的Radio Davos节目之后,你建议我们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我非常、非常有兴趣了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隐含排放究竟是什么?这正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

Kimberley Botwright:没错。我们通常把“隐含排放”作为简称使用,但正如你刚才所说,我们讨论的是贸易中的排放。

在衡量各国排放时,我们既可以讨论衡量它们生产的、对全球经济排放有贡献的部分,也可以讨论它们消费的部分。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框架下,我们主要关注各国生产的排放,但实际上,一些国家的排放其实是进口的,因而属于基于消费的排放。事实上,全球约23%的排放是通过贸易转移的。

因此,我们谈论的并不是船舶运输货物所产生的排放,而是一个国家对某种产品的需求,实际上是由另一个国家生产并随后进口的排放所满足的。

Robin Pomeroy:我在这里简单解释一下术语,UNFCCC是什么意思?

Kimberley Botwright: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它是《巴黎协定》的基础。

Robin Pomeroy:好的。至于我们如何衡量排放,如果有人没有深入研究过这个问题,它并不总是你可能想象的那样。有一些卫星数据,但很多时候是通过投入能源的数量来衡量的,即燃烧了多少煤炭或天然气。我猜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最初是生产国在进行这种衡量。

Kimberley Botwright:是的,总体来说。我的意思是,我们衡量排放的大多数方法都是在国家生产层面进行的。因此,当你开始衡量贸易中的排放时,你必须考察各国之间的贸易情况、投入产出表,然后将其与可能用于生产的排放及其最终去向相对应。所以这是一项相当棘手的工作,实现方式也有几种不同的方法,并且存在几种不同的数据库。我们在网上有一篇博客,对此进行了非常详细的阐述。

Robin Pomeroy:毫无疑问,链接会放在节目说明中。好的,我们有两位专家在线。你能介绍一下他们是谁吗?

Kimberley Botwright:我们确实有两位杰出的专家。

首先,我们邀请到了Aaron Cosbey,他是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ISD)的高级顾问。Aaron是一位发展经济学家,在贸易投资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拥有30年的经验。他还为各类政府机构和非营利组织提供咨询。

另外,我们还邀请到了Dandy Rafitrandi,他是印度尼西亚CSIS经济学系的研究员。Dandy实际上是主编,与你一样,Robin,他对编辑工作充满热情,是CSIS编辑团队的一员,同时也是“促进发展的脱碳实验室”(Decarbonization for Development,DfD Lab)的项目总监。他在贸易与可持续发展领域拥有非常丰富的学术背景。

因此,对于帮助我们解读隐含排放及其对贸易的影响,我想不出还有比他们更合适的两位专家了。

Robin Pomeroy:非常感谢你,Kimberly。两位好。让我先从Aaron开始。Aaron,请简要介绍一下我们是如何尝试对排放进行定价的,以及我们是如何尝试对进口排放进行定价的。

Aaron Cosbey:这一切都可以归咎于经济学家。上世纪20年代,一位名叫Arthur Pigou的经济学家提出,你应该对某些事物征税,以弥补那些实际上并未体现在成本中的代价。

随后,在20世纪后期,更多环境经济学家提出了对碳进行定价的想法,作为应对温室气体排放对环境造成的未计价损害的一种方式。

因此,早在1990年,芬兰就率先推出了碳税。此后,其他23个欧盟国家也相继实施了碳税。

随后出现了一项创新:美国推出了一项酸雨减排计划,采用的是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他们对希望看到的污染总量设定上限,并允许受该上限约束的排放者相互交易排放配额,使那些更容易减排的企业能够减排更多,然后将配额出售给那些减排难度较大的企业。

这就是从碳税向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的演变。如今,世界上两种机制都在运行。全球有超过70个司法管辖区在国家层面实行某种形式的碳定价,无论是碳税还是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价格范围很广,从每吨约1美元到超过每吨100美元不等。

这些机制涵盖的范围从汽油、煤炭和天然气等基本燃料的税费,到对工业排放者(尤其是大型重工业排放者)征收的税费。

近年来,在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以及食品成本飙升的背景下,人们对其可负担性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但总体而言,这些机制保持着强劲的势头,并且正在持续推进。

正如你所提到的,最新的创新是对进口碳征收价格。因此,我们看到欧盟提出了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Nechanism),该机制要求进口商购买碳排放配额,就如同他们是在欧盟国内制度下生产一样。

因此,这确实是一项已经蓬勃发展的创新。我们看到英国也宣布了其实施CBAM的意向,挪威和其他国家也在考虑之中。这一想法的基本逻辑是,如果你对国内生产者这样做,即对他们的碳排放定价,那么你不希望你的努力被那些不这样做的国家的进口产品所削弱。于是,你开始对商品进入国境时所含的隐含碳进行定价。

Kimberley Botwright:的确,我们在欧盟以及可能在加拿大和其他一些国家看到了这种情况。不过,Dandy,在你所在的地区,东盟和亚洲是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因此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排放。那么,关于碳定价的思路是什么?随之而来的,那些对碳进行定价的出口市场又会引发怎样的反应,从而影响这些出口?

Dandy Rafitrandi:好的,谢谢Kimberly。我认为,就发展中国家而言,我们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不同,即我们对碳定价的态度更为审慎。

但我认为,这里的核心问题在于,我们仍需在发展、经济增长与拥抱气候适应之间取得平衡。

我认为,这正是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在深入思考的视角:碳定价、碳税是否适用。我认为,在东盟,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我们在碳定价方面仍处于相当初期的发展阶段。但例如,在印度尼西亚,正如Aaron所提到的,还有碳边境调节机制。我认为这也是发展中国家所关注的问题之一。不过,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更稳健的碳定价、碳税以及真正能够准确为碳定价的市场体系的建立,而这正是这些CBAM的作用所在。

Robin Pomeroy:如果我理解得没错,向欧盟出口商品的国家或向欧盟出口商品的企业,这些商品将面临为弥补相应排放而征收的费用;或者,如果该国对温室气体排放设定的限制与欧盟等同,则不会征收这项费用。这就是它的运作方式吗?

Kimberley Botwright:大体如此。Aaron,你在CBAM方面可能更具技术专长。这基本上概括了它,但仍有一些复杂性需要考虑。

Aaron Cosbey:当然。首先,让我们明确一点,我们讨论的是一小部分被视为能源密集型且贸易暴露度高的商品。

这些商品排放高,同时贸易量也很大。以欧盟为例,包括钢铁、水泥、铝、化肥、含氮化肥和氢。对于这些商品,是的,它们在进入欧盟时必须在边境购买排放配额。

但CBAM中有一项条款规定,如果出口国已实际支付了碳价格(我们稍后会讨论“实际支付”的含义),则该部分可以抵扣边境费用。因此,这并非豁免。如果你在本国实行了碳定价,你并不会因此被排除在CBAM的覆盖范围之外,但你可以就在本国已支付的碳价格金额获得抵扣。

“实际支付的价格”意味着什么,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世界上每一种碳定价机制都包含允许使用抵消额度的条款,这意味着你并非自己实现了减排,而是从他人那里购买了减排量;或者包含税收减免,或者向高泄漏风险企业免费分配排放配额。

因此,有效碳价格的计算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但原则是,如果你在本国实行了碳定价,你就可以获得抵扣。对许多国家而言,这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选择,因为如果你是政府,你的选择是允许本国企业向欧盟支付费用,或者实行你自己的国内价格,并将这些收入留在国内,用于众多有益的、可能以发展为导向的、以及脱碳类的目标。

Robin Pomeroy:那么,这一机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怎样的反响?Dandy身处印度尼西亚,我知道这类事情在真正实施之前很多年就已被讨论过,而且人们常说,由于世界贸易规则的限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同样一吨钢材,如果一吨是在遵守各种排放法规的地方生产的,另一吨是在没有这些法规的地方生产的,但实际上它们是相同的产品,那么你就无法设置这类贸易壁垒。

此外,为保护环境或动物福利而设立的措施,往往会与其他国家产生矛盾,它们可能会说,你这样做是为了阻止我们的进口,或使我们的进口变得更昂贵。

那么,现在是否所有人都已接受CBAM是一项合法措施,并且我们都会配合?还是说,你们两位脸上都带着无奈的表情。请告诉我们,人们对此有何看法,以及你认为事态将如何发展。

Dandy Rafitrandi:当然,我或许可以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开始谈起。

发展中国家对CBAM可能影响其出口产品竞争力的问题十分担忧。我想世界银行已经发布了一个数据库,展示了CBAM对世界各国的影响程度,而受冲击最大的,实际上正是发展中国家。

这是第一点。因此,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CBAM是否会影响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竞争力的问题。

第二点是,众所周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行业仍然依赖化石燃料出口,而且它们当然必须支付非常高的碳价格,因为这仍然是一种能源密集型的制造业。因此,人们还担心,如果出口的钢铁和水泥价格上涨,会怎样。

我们担心的是,这种影响会溢出到其他行业,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我们不希望这一渠道对低收入人群造成不成比例的负担。

因此,由于CBAM等因素,人们对通货膨胀存在担忧。我认为,由于钢铁和水泥等基础行业在国内拥有非常非常长的价值链,如果价格上涨,所有行业实际上都会受到影响。

Robin Pomeroy:Aaron,你对此有何看法?你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这一问题。

Aaron Cosbey:嗯,正如Dandy所说,出口商,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对这类措施并不十分满意,但情况因国而异。现实情况因国家而异。

比如,以印度为例,其钢铁主要采用高污染的高炉—转炉工艺生产,对印度钢铁出口商而言,对其碳排放(即其钢铁中隐含碳)征收价格是一场灾难。

相比之下,以中国为例,它是一个庞大的钢铁市场。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其钢铁生产同样相当高污染,但由于市场规模如此之大,因此有一小部分钢铁是使用可再生能源和电弧炉进行清洁生产的。这一小部分产量足以满足中国现有对欧盟的全部出口量,因此……这将导致贸易流向发生重新调整,有利于中国作为钢铁出口国,因为其产品在欧盟国内市场上将与欧盟钢铁形成有利的竞争。

因此,每个国家的情况各不相同。

我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反应是抗议不公。其逻辑是:你们,也就是发展中国家,制造了这个问题;而现在你们却试图解决它,并把应对成本强加给我们。

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可以持两种不同的观点。你可以说,欧盟只是在发挥领导作用,这是必要的,而且,你知道,它所做的只是拉平竞争环境;你也可以将其视为一种不公。但总体反应是对这一措施的抗议。

至于法律层面,是的,如果严格来说,根据基本规则,尤其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非歧视原则,它很可能是不合法的。但该协定中存在环境例外条款,欧盟及其他对CBAM感兴趣的国家正在主张,这些条款很可能使其措施免于最终被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裁定为非法。

Robin Pomeroy:我的意思是,它是否会促使各国采用这些技术,其中一些技术,比如电弧炉炼钢,仍处于起步阶段?我的意思是,即使在许多发达国家,这些技术也仍处于起步阶段,不是吗?但这是否是人们的希望?我们是否已经看到,这可以鼓励这些国家摆脱这些技术?

我猜,如果你拥有一座钢铁厂,你在其中投入的资金数额,以及它的使用寿命,你不可能突然关掉它,然后一夜之间转向更环保的技术,对吧?

Kimberley Botwright:我认为Dandy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即这里的关键之一是用于生产制造的能源。因此,我认为,如果碳关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推动国际合作与伙伴关系,特别是在这些生产中心推动能源结构脱碳,那可能会非常有意义,因为电弧炉实际上可能是一种排放较低的钢铁来源,这取决于能源投入。

但我认为,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你所言,Robin,要将这一价格信号有效传递给那些实际上必须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并论证和证明在可预见的时间范围内(而非10年之后)存在清晰投资回报的企业。

Aaron,你对此有何看法?

Aaron Cosbey:在其他国家,存在两类相关的影响。

欧盟表示,这并不是要让其他国家做任何事情,而只是为了拉平我们国内生产的竞争环境。

但对其他国家而言,这两类影响是:第一,正如你之前提到的,Dandy也谈到过,许多国家对在国内实行碳定价的兴趣日益增长,而正是因为它们希望将收入留在国内,而不是交给欧盟。

CBAM本身并不足以成为任何国家实行碳定价的充分理由。这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是一件难以推行的事情,并且会对国内行业造成成本压力。但许多国家早已在考虑实行碳定价,有些国家已在推进相关工作。而CBAM则是推动这些国家朝这一方向前进的又一股力量,为碳定价提供了更多论据,其产生的效果相当显著。

你可以看到,土耳其实行了碳定价,还有中国(可以说),以及其他国家,它们明确是对欧盟CBAM做出的回应。这是其中一点。

相关的影响当然是,正如Kimberly所说,其他国家实行的碳价格将促使这些国家实现更清洁的生产。当你提高污染性发电形式的价格时,就会开始转向更好、更清洁的发电形式。最终,你甚至可能看到长期投资于不同的生产技术,例如从高炉转向电弧炉,不过这更多是一种长期前景。

所有这些效应最终都会形成连锁反应,但这实际上取决于你在多大程度上暴露于那些正在实施此类进口碳定价的市场。许多国家并不向欧盟出口太多产品,有些国家则确实如此。但其激励程度将取决于你在多大程度上暴露于那些正在实施此类进口碳定价的市场。

Robin Pomeroy:Dandy,你如何看待这些影响?

Dandy Rafitrandi:我可以分享我们的一项研究,内容是CBAM对印度尼西亚经济的潜在影响。

我认为,相对而言,其影响相当小,因为印度尼西亚并不向欧盟出口大量产品。然而,我们担心的是,碳边境调节机制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溢出效应。

我认为,包括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加拿大在内的几个国家,目前正在开始讨论是否要实施某种类似CBAM的政策。

我认为,让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感到有些担忧的是,存在大量类似CBAM的政策,而且它们的法规和规则各不相同。这意味着贸易成本会更高。

Kimberley Botwright:Dandy,你是否见过任何企业,或者是否有任何争论中有人说,如果我们拥有低碳产品,我们现在就具备了超强竞争力,应该争相进入并推广自己的欧盟市场?

Dandy Rafitrandi:是的,例如,我们有几家钢铁企业,它们确实将我们所说的“绿色溢价”视为一种优势,即拥有更环保的产品所带来的优势。

我认为这一趋势确实存在,但真正抓住此类机遇的企业只是极少数。

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职责,即推动越来越多的可持续贸易,并在气候友好型能源方面推动相关采用。我认为这对我们未来的经济也非常重要。

Kimberley Botwright:或许Aaron可以谈谈,这不仅仅关乎新兴经济体与欧盟之间的贸易,也涵盖加拿大对欧盟的贸易。当然,这两大经济体之间也有贸易协定。那么,您是否认为有办法让两者都具备绿色竞争力?我知道加拿大在这方面可能也面临一些挑战,因为它出口的一些产品碳强度相当高。

Aaron Cosbey:嗯,如果您看加拿大铝产品,就会发现它在全国平均水平上比欧盟铝产品清洁得多。加拿大拥有丰富的水电资源,全国大部分电力都来自可再生能源。因此,我们的铝生产与之紧密相连,排放量非常非常低。

在欧盟市场上,加拿大铝相对于欧盟生产商将具有竞争力。我们对此充满期待。此外,我们还有碳价格机制,因此可以获得相应的抵扣。

我们的钢铁同样比欧盟钢铁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更低,对吧?这不仅仅取决于我们与欧盟生产商相比如何,也取决于我们与其他国际生产商相比的生产方式。

但毫无疑问,加拿大的钢铁和铝生产商期待在欧盟市场上获得优势,这既来自其较低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也来自我们拥有国内碳价格机制、可以因此获得抵扣这一事实。

Robin Pomeroy:目前的世界中,贸易政策的讨论方式可能是很长时间以来从未有过的。特朗普政府一夜之间宣布了非常非常高的关税,这与隐含排放无关,但包括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一些产品在内,例如钢铁,都被征收了巨额关税。在这样一个全球贸易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你今天可能要支付的关税、明天又会变化,各类产品还可能爆发全球贸易战。那么,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与之相比如何?它可能是一个小得多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在这种贸易不确定性的漩涡中,CBAM是否会照常推进?

Kimberley Botwright:CBAM和关税是截然不同的东西。不过,Aaron,您对欧盟内部的流程非常熟悉。就CBAM目前所处的阶段而言,企业已经必须进行申报,并提供进口数据。它们目前还不需要缴纳CBAM费用,也还不需要购买相应的证书。但这一步即将开始。

Robin Pomeroy:我们知道它何时开始吗?

Kimberley Botwright:是2026年1月,除非它受到Omnibus的影响。不过,Aaron,我把话交给您。或许您可以谈谈您对CBAM在当前地缘政治贸易背景下如何定位的看法。

Robin Pomeroy:是的,我的问题实际上是,Aaron,人们对CBAM的恐惧是否与对钢铁50%、100%关税的恐惧一样大?

Aaron Cosbey:如果您问的是加拿大钢铁生产商,我们是非常恐惧的。美国对钢铁和铝征收的关税是一种生存威胁。是生存威胁。

听着,我回到Dandy刚才所说的内容,即存在一种溢出效应的观念。从长远来看,气候变化不会消失。它只会变得更加严重。会有更多要求采取行动的呼声,而不可避免的政策回应将是对排放进行定价,包括对高排放的工业部门进行定价。从长远来看,我们知道这一点是真实的,对吧?

四年后,我们不知道美国的关税政策会是什么样子。因此,如果您是一名投资者,正在为生产技术投入大量资金作出决策;如果您是一个国家,正在考虑如何支持或不支持可再生能源生产,您就会知道,将碳视为贸易商品基本要素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

我还想补充一点,关于这种扩散:是的,欧盟有,英国有,挪威有,加拿大有,日本可能也有,韩国可能也有。美国也有相关情况,其国会在过去十年里一直在审议某种为碳定价的法案,而现在一位共和党人又向新一届国会提交了一份法案。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并不是边境调节措施,因为美国没有碳价格,但它们是边境碳收费。

因此,我们越来越多地谈论这一点,我们知道这一趋势并不会停止,但我们不知道美国的关税政策每天会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或噪音,更不用说每届总统会如何变化。

您知道,它们处于两个不同的层面。目前,美国的关税政策远远超过对CBAM的任何担忧。这就像一头大象。但每个在长期投资决策中都保持清醒的人都明白,另一种趋势是确定无疑的,从长远来看,这一趋势无法避免。

Robin Pomeroy:Kimberley,我们可以谈谈金融问题吗?环保人士经常对全球金融组织帮助各国建设高污染工业基础设施感到震惊。您认为这会改变这一状况吗?

Kimberley Botwright:我认为这要回到我们之前讨论的内容:从根本上说,您所拥有的能源结构,正在成为您在一个正在脱碳,或者已经广泛同意脱碳的全球经济中具备竞争力的一个因素。我认为Dandy之前提出的挑战在于,虽然我们已经同意脱碳,但我们也同意,或者说我们也表示,各国可以以不同的节奏推进,以体现历史责任。

这确实非常棘手,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在说:好吧,您需要拥有脱碳的能源结构才能具备竞争力。如果您想向一些最大、最富裕的市场出口,您就需要立即拥有这种结构。但另一方面,您在实现这种能源脱碳方面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包括重大的融资挑战。而且您的能源结构中可能仍需要一些过渡性燃料。

因此,这也是为什么很难做到的原因。特别是,用于撬动私人投资能源基础设施、降低其风险的公共金融和公共资助,有时会选择在能源结构中保留这些过渡性燃料,因为归根结底,我们也一致认为,所有人都能获得能源非常重要。

所以,Dandy,我想请您在此基础上继续谈谈,因为您也提到了其中一些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包括碳定价对成本的影响,以及对能源可及性的影响。

Dandy Rafitrandi:我想补充一下能源转型总体的地缘政治层面,以及气候政策方面的内容。

我认为,特朗普的关税实际上在当下世界上带走了贸易的不良一面,这是一个事实。我想您可能知道,美国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项目是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ETP),而特朗普政府实际上退出了该伙伴关系,同时还退出了《巴黎协定》。

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说,美国在金融领域以及全球金融界仍然是领导者。因此,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我们会看向其他国家,那些可能真正希望发挥这种领导作用的国家。

德国在我们的JETP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这很好。但当然,我们如何为能源转型融资这一问题,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印度尼西亚面临的难题。当然,我们不能依赖我们的公共融资。

Kimberley Botwright:或许可以再向Aaron提一个后续问题,因为我知道您与一些企业进行过交流,但我们一直更多地在讨论国家层面。归根结底,企业将需要遵守这些在边境实施的措施。

您是否认为,这种转变将开始促使,正如您之前提到的,促使企业选择投资于其供应链,或者共同投资于它们采购来源国的一些项目?这会成为现实吗?还是说,这种私营部门供应链脱碳行动过于遥不可及?

Aaron Cosbey:它会产生影响。我们尚不确定这种影响的重要性究竟如何。

正如您所指出的,欧盟实际上还没有开始在边境征收费用。这将从明年1月开始。而且即便如此,初期的费用也会很低,并会逐步上升。

而且,目前申报工作已经在进行。因此,即便是现在,欧盟的企业也在向其处于供应链上游的供应商索取有关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的数据。

您知道,在这一阶段,它们并没有得到很多答复,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的核算过程,目前并非很多企业具备相应能力来完成。因此,但是,这种索取过程,以及在价值链上游强制获得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答复的过程,最终将产生影响。对于那些严重依赖向欧盟或其他实施CBAM国家出口的国家来说,从长远来看,它一定会产生影响。

这种影响或多或少在于,在广泛意义上认识到,碳即将成为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它将越来越重要地决定出口市场上的竞争力。这不仅仅是CBAM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欧盟《无毁林产品条例》的问题,还可能是美国也会采取类似做法。您知道,作为一般规律,企业开始相信,要想在未来保持竞争力,它们必须进行脱碳。CBAM是支持这一观点的一个重要论据,但并非唯一的论据。

Kimberley Botwright:或许我可以再补充最后一点。我认为我们在工作中看到的挑战之一是,企业确实具有您所说的这种愿景。

正如我们在这里多次提到的,挑战在于,它们的采购来源国的能源结构仍然带有高碳特征。对单个企业来说,要在一个国家能源结构的脱碳过程中发挥作用,可能相当具有挑战性。因此,我们需要思考这类多方利益相关者伙伴关系,我们在论坛上非常喜欢这类合作,但还要思考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这类伙伴关系,以把这一整套安排做好。

Robin Pomeroy:因为单个企业无法决定一个国家的能源结构。

Kimberley Botwright: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以,比如,这取决于你生产什么。如果你生产的产品可以在工厂屋顶安装太阳能板,而且这些太阳能板足以满足你的能源需求,那么你就可以顺利经营。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企业这样做,这非常好。但问题在于,当你无法只依靠自身发电,而必须从电网取电,而你又不一定能控制电网时,又该怎么办呢。

Robin Pomeroy:那么,这将走向何方?我们现在还处于非常初期的阶段。您提到其他国家也在研究类似的方案。我们究竟有多确定,这就像Aaron所说,是某种事物的起点,其发展方向已经确定?

因为政策可能会半途而废。事情也可能倒退。人们可能会决定:那太复杂、太昂贵了,我们来想点别的办法吧。

您怎么看?我实际上想问你们三位。接下来会走向何方?我们应该关注什么?

Kimberley Botwright:相当多的经合组织(OECD)经济体都谈到了碳定价。或许我们可以深入探讨这方面的细节,所以我很想请Aaron谈谈您的看法——我们显然有英国,您提到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正在进行一项审查,美国国会也有一些提案。我想向你们两位提出的一个宽泛问题是,随着各国或全球越来越多地谈论韧性和适应,这是否会使人们的注意力稍微从所需能量上移开?这里所说的能量并非物理能源,而是比喻意义上的能量,即推动实施这些政策、理清其复杂性所需要的能量,因为它确实很复杂。

Robin Pomeroy:好的,那么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指的是……

Kimberley Botwright:即即将到来、且已经开始出现的各种影响,这同样重要。

Robin Pomeroy:而这也非常昂贵。

Kimberley Botwright:这也将影响贸易,因为它确实会冲击港口基础设施、交通物流,我们知道,已经存在于系统中的气候影响将真正冲击这些领域,而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合理方向。所以,是的,如何把握好这种平衡。

不过,或许Aaron,我们先从您开始。您能否简要谈谈?因为我们在这里讨论了很多,也提到了加拿大、澳大利亚,但对于我们的听众来说,其他经济体在边境碳定价方面的进展状况如何?

Aaron Cosbey:欧盟CBAM于2021年公布。自那时起,我们看到许多其他国家纷纷效仿。

因此,英国已宣布将从2027年起实施CBAM。挪威同样宣布将从2027年起实施CBAM。加拿大就是否应实施CBAM及其应采取何种形式开展了征询。中国台北已经实施了一项此类措施。澳大利亚发起了碳泄漏审查,其第二份报告建议对某些类别的进口商品立即实施边境碳调整。正如我之前所说,美国在过去十年里一直有各种类型的碳收费议案提交立法议程,而目前仍在讨论的一项议案,即由共和党人提出的《外国污染费法案》,看起来可能会获得一定支持,因为它是一种创造收入的方式,而他们需要这些收入来为减税提供资金。同时,它也是一种在地缘政治上打压中国的方式,而这在美国国会是一项非常受欢迎的两党共同行动。

因此,我们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考虑边境碳调整。

巴西在建立其碳定价制度时,明确考虑过最终实施边境碳调整的必要性,土耳其在建立其制度时也是如此……我并不认为这两个国家在不久的将来需要此类保护,但每个考虑实行现实且有意义的工业定价的国家,也都在思考如何在工业排放者因碳价格负担日益加重时,保护它们免受外国竞争的冲击。

Kimberley Botwright:那么Dandy,您如何看待Robin提出的问题:这会成为一种正在积聚势头的趋势,还是其他问题可能会在受关注程度和优先级方面占据上风?

Dandy Rafitrandi:我同意Aaron的观点。我认为这类气候与贸易法规将会长期存在。我也认为,各国真正认识到可持续贸易是贸易的未来,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此,要适应气候变化,我们也有这种气候雄心,而且我认为发展中国家也关注出口竞争力。

所以我认为,这些因素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发展中国家将如何应对。

Aaron Cosbey:我能否就Robin的问题再补充一个回应?这类政策从直觉上听起来很简单:好吧,让我们拉平竞争环境。我们在边境征收碳价格。

但它们实际上极其复杂。它们很难管理,也很难遵守。而且,如果欧盟正在这一领域开拓先河,并在努力弄清如何使该体系运行的过程中承受了大量痛苦,那么这是否值得付出努力,目前尚不完全清楚。

当前的发展轨迹似乎表明,这将是未来一种流行的工具。但这并非100%确定。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家都说,这太难了,我们还是继续在国内制度中免费分配配额吧。

这将是对气候雄心的一次倒退,但这种情况大规模发生也并非不可能。我们在目前这个阶段只是不知道。

Dandy Rafitrandi:或许有一个我们尚未真正讨论的方面,那就是中小企业也将因这些气候与贸易法规而受到冲击。显然,它们缺乏能力,缺乏技术。我认为这也应当成为我们关注的问题之一,并且,您知道,应当推动这种适应。

Robin Pomeroy:您刚刚让我思考,我们如何让这一切变得更容易?我的意思是,是否存在相关论坛?显然,有世界经济论坛,Kimberley。我相信这是您宣传它的机会。但世界在哪里聚集在一起,尝试理清这些问题,使进口商、出口商和政府的工作变得更容易?这些对话是否正在各国政府之间进行?是否正在联合国、气候大会(COP)、世界贸易组织中进行?还是根本没有进行?它们应该进行吗?这会有帮助吗?

Kimberley Botwright:是的,这很有趣。英雄所见略同。Robin,我本来也打算向我们尊贵的嘉宾提出完全相同的问题。

我认为,目前这些讨论要么颇具争议,要么在我们之前提到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框架下略显低调。

在世界贸易组织内部,已有一些良好的技术性讨论,但并非全体成员都参与其中。这似乎不一定具备推动该对话在多边层面前进的政治意愿,不过,或许可以有一些透明度方面的安排,至少让各国能够通报此类政策,并确保每个人都清楚其具体内容。

但我想向嘉宾提出的问题是:鉴于全球合作格局存在一定挑战,是否有空间在双边、区域层面,或通过各类俱乐部机制推进?在全球层面存在诸多挑战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推进这一对话,或推进这一对话的进展?

Dandy Rafitrandi:我认为有很多平台可以被视为机遇。例如,在印度尼西亚与欧盟之间,我们目前正在谈判一项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而CBAM,即欧盟《无毁林法规》,正是我们经常讨论的内容,我们在使双方达成共识方面仍然相当困难,难以在双方立场都处于同一页面的中间点上达成一致。但我认为,拥有这类自由贸易协定或沟通平台,在当今世界上非常重要。

我认为,如果未来印度尼西亚与欧盟之间能够缔结该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对两国都将非常有益。当然,也不要忘记欧盟与东盟之间计划中的另一项自由贸易协定。我认为这同样非常重要,而且我认为这对该地区两个最大的区域性集团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特别是在可持续贸易和能源转型方面。

Aaron Cosbey:我的意思是,我认为合作有三种不同的类型,而且每一种可能都适合不同的平台。

第一种,也是最容易实现的,是就衡量贸易商品中隐含碳的标准开展合作。因为最糟糕的情形是,有七个不同的国家都实施BCA(边境碳调整),而每个国家都要求向其出口的每家企业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测量、报告和核查。

我们可以理解,这将是一种极具贸易限制性的噩梦情景,对吧?因此,目前正在进行相关讨论,包括在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以及经合组织碳减排方法包容性论坛中,试图弄清楚如何应对这一挑战。虽然尚未完全成功,但我们理解这一挑战,也理解应对它的必要性。

第二种国际合作形式是,汇集资源,以有效帮助中小企业以及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实现脱碳。因为目标不应是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现有的不平等差距,后者面临较高的资本成本,并采用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对吧?目标应当是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推动所有人沿着脱碳之路前进。

因此,我们需要这方面的合作,但我不清楚这种合作会在哪里发生。目前我没有看到相关的论坛。确实有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ETP),但其成效并不完全理想。不过,我们确实需要这样的合作。

第三点是就如何以公平的方式推进这些事务达成一致,因为目前提出的一些方案,与其说是在保护环境,不如说是在保护国内产业。

因此,我们需要一些基本原则,明确说明如何以公平的方式推进这些事务。在这方面,世界贸易组织已出现了一些初步讨论。我所在的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过去三年一直在召集全球利益相关方团队,努力形成此类原则性指导方针,顺便打个广告,相关成果即将发布。但在这一领域,同样需要开展合作。

此外,还有气候俱乐部,这是七国集团设立的机制,正在处理此类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潜在的合作论坛,其成员范围比经合组织更广,目前约有43个成员。总之,国际合作的需求非常迫切,而合作的渠道则取决于具体需求。

金伯利·博特赖特:因此,我们期待拜读Aaron提出的原则。此外,我们与Dandy正在就欧盟与印度尼西亚的可持续价值链开展持续对话,探讨如何支持相关谈判取得圆满结果(前提是各方有此意愿),而且这一对话从一开始就将可持续发展视角纳入其中。

罗宾·波默罗伊:因此,这场持续的讨论正在进行,两位嘉宾都参与其中。我会在节目说明中附上相关链接,方便听众了解这项实际上刚刚起步的重大倡议。

感谢我们的嘉宾: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Aaron Cosby,以及印度尼西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Dandy Rafitrandi。同时感谢世界经济论坛可持续贸易负责人Kimberly Botright。您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进一步了解她的工作。您还可以在wef.ch/podcasts或您收听播客的任何平台找到所有《Radio Davos》节目,以及我们的其他播客《Meet the Leader》和《Agenda Dialogues》。您也可以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观看本期播客及我们的其他视频播客节目。

《Radio Davos》很快将再次与您见面,敬请期待。现在,感谢您的收听和观看,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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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正在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对从未实行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碳定价制度的国家进口的特定商品征收费用。

其他国家也在考虑类似机制,但该机制极为复杂,可能会受到出口国的质疑。两位专家嘉宾将阐释该政策及其对企业和全球贸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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