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具有历史意义，它不仅帮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而且大力推进创新，同时带动了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但中国的成功也存在一些问题：不管是中国，还是亚洲其他地区，都遭遇了西方国家经历过的经济不平等危机和气候危机。这表明，亚洲和西方国家的两种经济发展模式都存在缺陷，我们亟需践行一种全新的模式，一种基于利益相关者责任的模式。
但在西方，并非所有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和亚洲的崛起是过去几十年中世界上最重大的经济事件，其带来的结果和影响在中国随处可见。比如，深圳的人均GDP已接近3万美元，拥有一大批科技巨头，已成为科技初创企业的发源地。杭州、上海和北京等其他城市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而仅仅是四十年前，中国的人均GDP还不到每天一美元的水平，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回顾1979年4月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中国还很贫穷，正逐步摆脱两个世纪以来的混乱局面。正是在那一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在初期积极打造经济特区。深圳和福州等城市开始欢迎国外直接投资，市场经济的许多特征开始形成。改革开放极大促进了经济发展，引发了飞轮效应，不断激发新的增长，也促使中国始终坚持向世界先进学习。
实践证明，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不断实现飞速增长。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此同时，中国在电子设备、电器和纺织等多个制造业部门获得了技术优势。结果，在西方国家放缓增长的同时，亚洲却实现了飞速发展。按照中国自身统计数据，中国实现了7.4亿人口的脱贫，连续三十年取得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并帮助许多其他新兴市场实现了更加快速的增长。
一些指标显示，“亚洲世纪”已经开启。2020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亚洲GDP占世界GDP的比例在过去两个世纪以来首次超越世界其他地区GDP的总和。我们不能低估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亚洲上次主导世界经济是在19世纪早期，当时第一次工业革命刚刚开始。而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曙光初现的今天，亚洲正在努力恢复历史上曾持续数千年的领导地位。
中国到底是如何取得如此成功的呢？中国为创业提供了巨大空间：私营部门在中国GDP中的占比超过60%。但是国家至少在三个方面保留了对其他利益相关部门的主导权：国家拥有分配资源和机会的强大力量，能对几乎所有行业进行干预，能够引导开展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研发、教育、医疗卫生和住房等项目。
这种体制与主导美国等大多数西方国家的“股东资本主义”体制截然不同。在“股东资本主义”模式下，股东利益占据绝对重要的地位，企业运营的目标是为股东创造最大经济回报。正如经济学理论指出的那样，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保证了社会效益的优化。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股东至上的发展模式促进了美国长期的经济增长，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
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和中国倡导的经济体制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但也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它们都加剧了收入、财富和机会的不平等；加剧了贫富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尤为重要的是，都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有关西方国家的这些问题已有大量记录和报道，在中国和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同样存在。
首先来看环境危机。世界卫生组织在2016年指出，超过90%的世界人口正在呼吸着不安全的空气。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都面临这一问题。过去几年中，世界上大多数新建的燃煤和天然气发电站位于中国和印度。当然近年来，中国深化了对空气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等环境问题的认识，并承诺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不过，这需要一个漫长的努力过程。
不平等也是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自改革开放以来到2010年这段期间，中国的不平等问题持续加剧。世界不平等研究机构（World Inequality Lab）曾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实行的政策“前所未有地提高了国民收入”，但也“极大改变了国家的收入分配体制。”过去近十年中，中国的不平等状况似乎得以逐步缓解，但在亚洲和西方国家，经济不平等问题依然严峻。
观照亚洲的成功和各国对政治经济主导权的竞争，我们不由得提出一个问题，即到底哪种经济体制最有利于建设稳定繁荣的社会？截至目前，这两种经济体制都未能为人类和地球提供完美方案。
展望未来，我们需将环境、社会和治理目标纳入所有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今天，财富的创造离不开创新的经济。但是，在社交媒体无处不在的情况下，现代社会再也不能容忍过度的不平等。此外，自然资本的使用会产生延迟成本，也会对深受气候变化和污染之害的所有群体产生不可容忍的影响。
有鉴于此，我们需要构建一套基于利益相关者责任的社会制度，要考虑到社会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将环境、社会和良好治理的目标纳入经济体系。利益相关者责任适合许多西方国家，因为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只专注于短期利润，而忽视长期的平等与可持续发展，给社会造成了巨大伤害。同时，利益相关者责任也有益于中国和亚洲新兴经济体。现在正是国际社会携手合作，践行利益相关者理念的最佳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