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洲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的占比从2016年的四分之一多一点增加到了今天的近三分之一。
  • 最近的数据还显示,世界上最具活力和吸引力的年轻大学主要集中在东亚。
  • 正如新冠肺炎疫情所表明的那样,只有通过协作、开放和多元化的全球高等教育体系才能应对世界上最紧迫的重大挑战。

数据不会说谎:在连续几版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西方国家一直在失势,而东方则在崛起。

2016 年,中国大陆仅有两所大学进入世界 200 强。今天,这一数字为七所——以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为首,该大学在 2021 年首次进入世界 20 强,创造了历史。

与此同时,中国香港的大学也从三所增加到了五所,韩国则从四所增加到七所。新加坡是南洋理工大学的所在地,这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大学之一,现在位居世界前 50 名,颇具象征意义地吸引了Subra Suresh领导其下一阶段的发展,他是前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美国最杰出的学者之一。

泰晤士高等教育

全球知识经济的变革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基于对超过1300万篇研究出版物的分析,这些出版物的总引用次数超过了 8000万次,并借鉴了对全球 22,000 多名学者的调查反馈,提供了对世界知识经济不断变化的格局的有力评估。目前的格局非常清晰:总体而言,亚洲整体在排名中的占比从 2016 年的四分之一(26%)增加到了今天的近三分之一(32%)。

知识经济中传统的西方列强——美国、英国和欧盟——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来自这些地区的大学不仅在排名中拔得头筹,而且整体占比也更高。但2016年以来,随着东亚地区大学的排名攀升,英国占据世界前200名的大学少了五所,美国则少了三所。

新冠肺炎疫情——使西方教学机构流失了国际人才和关键资源——有可能以一种缓慢但稳定的态势将知识经济的力量格局推向一个转折点。

人才库的扩张

几十年来,最雄心勃勃、最具天赋的中国和其他有能力的亚洲学生几乎默认自己要前往西方接受教育。并且他们还有很大的概率留在国外——这不仅以高额学费的形式给西方机构带来了资源,而且还增强了其研究生态系统。这种情况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中国在努力吸引这些侨民中的研究人才回流,而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速了这种变化。

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段崇智在2021年6月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亚洲大学峰会上表示,流向西方的人才数量正面临“非常严重的下滑”。香港中文大学位于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新研究创新地区之一,尤其是与其所毗邻的深圳相互融合了起来。他说,这部分是由于短期的旅行限制造成的,但是西方的仇外情绪和反亚情绪的上升以及东方机会的迅速增加造成了更深层次的影响。“这将扩充太平洋西部的人才库。” 段崇智说。

与此同时,在西方大学努力应对学费收入减少、整体预算减少和裁员问题时,东亚大学研究投资大体上依然有增无减。举例来说,在中国大陆,经过数十年的大学投资,高等教育预算在 2019 年至 2020 年间进一步增长了12%。日本政府宣布其目标是在2022年之前筹集到十万亿日元(700 亿英镑)的研究经费,这个数字十分惊人。台湾的“高等教育萌芽计划”旨在在未来五年内向大学额外投入 836 亿新台币(22 亿英镑)。在马来西亚,2021 年整个国家预算的 20%——648 亿林吉特(120 亿英镑)已用于教育。

后来居上

六月全新出炉的泰晤士高等教育数据表明,世界上最有活力、最具吸引力的年轻大学最多集中在东亚地区。

泰晤士年轻大学排名只列出了 50 岁以下的机构——世界舞台上的未来之星,它们在几十年内发展起来,与拥有数百年积累财富和声望的大学竞争。这份榜单由成立于1991年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领衔。前十名包括来自韩国的三所大学,其中有14年历史的蔚山国立科技大学排名第十位,还有两所来自香港的大学,由拥有30年历史的香港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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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缘政治主导权由科学和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决定的时代,这些数据应该为西方列强敲响警钟。我们面对的是一场由人工智能、材料和生物技术投资推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领导权思想之战。

牛津大学全球高等教育中心研究员徐新(音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目前在科学和工程领域的研究出版物数量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美国,且研究质量也在迅速提高。

那么西方应该如何应对呢?徐认为,当然要对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和更广泛的研发基础设施进行更多投资,但也要更加谦虚。

“东方对于西方的了解比西方对于东方的了解更多,”她写道。 “这部分是因为东方在很多方面都在追随西方。这也是由于西方的自满感,加上缺乏向东方和世界其他地方学习的兴趣、尊重或谦逊。”

但是,除了在研究、创新和知识经济上紧张的地缘政治竞争,整个世界都可以从这一重大的全球变化中受益。

“太阳可能会从东方升起,但它会照耀全世界,”徐写道。 “东方的崛起确实挑战了西方原有的统治地位,但不应该意味着用东方的统治取代西方的统治。相反,它为西方及其他地区提供了更多合作、开放和多元化的全球高等教育机会。”

正如新冠肺炎疫情所表明的那样:世界上最紧迫的重大挑战,从未来的流行病到粮食安全、全球供暖,甚至安全与和平本身,只有通过这样一个协作、开放和多元化的全球高等教育体系才能解决。

本文作者:

Phil Baty,首席知识官,泰晤士高等教育

本文原载于世界经济论坛Agenda博客,转载请注明来源并附上本文链接

翻译:张一凡

校对:王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