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承担了所有患者(包括国内移民)的新冠病毒医疗费用。
  • 针对疫情的付款结构是该国“战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
  • 它也反映了中国医疗体系的长期制度转型。

在大流行期间,国家、保险公司和患者如何分担医疗费用,将会对个人福祉和社会福利产生深远影响。

2020年1月下旬,中国政府规定所有新冠患者的医疗费用全部由社会健康保险和公共财政支付。 这些安排,使得中国政府对新冠病毒医疗费的“支付承诺”,可以与世界上最慷慨的全民医疗保健体系相媲美。

但是,中国为新冠病毒医疗提供资金的方式,是否纯粹是该国“战时”治理模式的体现? 还是反映了该国医疗体系的某些“常规”?

就目前来看,情况很可能是两者的混合。 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推出了多支点的社会医疗保险体系。自2011年以来,该体系的覆盖人群从5%以下,提升到了接近普惠层级,而社会福利再分配的慷慨程度也有所增加。

2017年,中国在医疗保健支出中的自付比例为36.05%,略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仅次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显然,面对新冠病毒的诊疗账单时,个人的付款比例几乎降为零——这是由于公共卫生危机下社会福利的进一步扩大。 但是,该国医疗保险(特别是再分配的慷慨程度)方面的长期转型也不容忽视。

世界银行数据

也许中国更引人注目的成就,是改善了国内移民的福利平等程度。 当整个中国在一月下旬停滞不前时,许多移民和旅行者被困在暂居城市。 以湖南省为例,到6月18日,已确诊的1,019例新冠病例中,有821例是当地居民,其余198例来自其他省份。 对于这些国内移民患者,他们享有与当地人完全相同的健康福利待遇——即免费治疗,他们无需自付医院账单。

任何了解中国政治经济(财政联邦主义)的人都会对此感到惊讶,这种社会福利平等竟然会出现在以地方主义闻名的地方政策环境之中。 学者发现,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地方政府承担了提供公共物品的主要责任。 对应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它们的财政能力也有所不同。 因此,他们一直不愿或无法为国内移民提供社会保障。 结果,移民常常处于这样一个境地——要么无法得到必要的社会福利,要么不得不求助于劣等的福利提供者。

扩大获得医疗保障的机会

中国历时二十年的医疗改革,深刻地改变了暂居地解决移民医疗需求的方式。 在发生新冠病毒疫情之前,移民可以参加暂居地的社会保险计划,也可以从投保处领取保险收益——尽管会被扣除10%。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中国取消了扣除报销比例的规定。 但是很明显,即使在新冠疫情之前,移民也可以将其社会福利转移到暂居地。 移民获得医疗保健福利的机会增加,不仅仅是纯粹的临时救灾援助,而是建立在医疗保健系统的长期转型之上的。

那么,在地方主义的政治遗产中,这样的长期过渡是如何发生的呢? 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央政府在医保资金的筹措中,发挥着日益增强的作用。 尽管财政部继续抑制对当地公立医院的补贴,但在再分配方面,财政部采取了积极进取的方法来补贴社保费用。 在政府补贴中,中央政府平均占52%。 在政策实践中,对于欠发达的内陆省份,中央政府补贴可以高达80%,而在北京和上海,中央政府补贴仅为10%。

现在,让我们假设有这样一位新冠病毒患者,该患者来自云南省,在上海接受治疗。 来自云南地方财政的资金仅占9.29%,上海市政府支付的份额约为14%,而来自国库的资金总计占58.14%。 分摊新冠病毒医疗费的安排,既不会浪费患者籍贯所在地的财政能力,也不会削弱移民人口巨大的暂居地利益。

为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所带来的共同挑战,中国的经验具有全球意义。 我们无意争辩说集中式系统更适合应急管理。 但是,对于去中心化或是权力下放的卫生保健系统,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对于将死亡人数保持在最低水平,以及保障人口健康至关重要。

中央财政表现得更加积极,可以发挥杠杆作用,激励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 即使在德国,其新冠疫情政策中的权力下放程度都很高,而其结果也令人印象深刻——德国联邦政府宣布了一项40亿欧元的刺激计划,以支持长期资金不足的州份,联邦政府积极参与到了地方公共卫生服务的资金提供之中。到底是“集中化”还是“分散化”在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时效果更好?围绕这样的激烈辩论,政策制定者应该寻求更好的平衡。

本文作者:

Meng Ke,清华大学副教授。

Yuxi Zhang,博士生,牛津大学社会政策与政策干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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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陈达铿

编辑:王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