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研究探索了各国应对新冠肺炎的措施。
  • 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领导人的应对措施有所不同。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大流行期间对领导权的讨论有很多。什么是良好的领导才能?谁的表现更好,哪些国家的表现更差?早期出现的一种模式是,女性领导者被认为在应对危机方面表现出色。无论是杰辛达·阿德恩领导下的新西兰,蔡英文领导下的中国台湾地区,还是安格拉·默克尔领导下的德国,女性领导的国家和地区都被视为应对大流行病的范例。

我们决定调查这种观点是否能经受更系统的审查。为此,我们分析了全球领导人在大流行初期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以了解流行病治理表现差异是否可以由男女领导人采取的政策措施差异来解释。

需要牢记两个条件:首先,我们正处于大流行初期,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可能会有很多变化。其次,当前可用数据的质量有限;检测数不足意味着病例数可能被低估;死亡的登记方式也因国家而异。

与男性领导的国家相比,世界上由女性领导的国家要少得多。在我们194个国家和地区的样本中,只有10%的领导人是女性。鉴于由女性领导的国家数量很少,考虑其表现的最佳方法是使它们与“相似”的由男性领导的国家相匹配。我们通过匹配具有相似概况的国家来进行研究,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国家在社会人口和经济特征方面对新冠肺炎传播非常重要。

首先,我们比较了人均GDP、人口、人口密度和65岁以上人口数相近的国家。然后,我们将匹配变量扩展到其他三个特征:人均年度医疗支出、进入该国的游客人数和性别平等状况。

这些比较凸显出,女性领导的国家和概况相似的男性领导的国家在第一季度(至五月中旬)的大流行期间存在明显差异。

由女性领导的中国香港地区记录了1,056例病例和4例死亡,而经济状况相似、人口特征相近但由男性领导的新加坡同期记录了28,794例病例和22例死亡。同样,女性领导的挪威病例数为8,257例,死亡病例233例,而由男性领导的爱尔兰病例数达24,200例,死亡病例达1547例。中国台湾病例数为440例,死亡病例数为7例,而韩国病例数则为11,078例,死亡病例数为263例。

比较相似国家/地区的病例数。
图片来源:由Worldometer,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共同制作,由作者提供。

女性领导的国家表现更好,特别是在控制死亡人数上。无论是对比最相似的国家,还是最相似的两个、三个甚至五个国家,这都是事实。比利时是一个例外,尽管是由女性领导,但在控制病例数和死亡人数方面表现不佳。即使将其包括在内,由女性领导的国家的总体表现还是不错的。

比较相似国家/地区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
图片来源:由Worldometer,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共同制作,由作者提供。

例如,就病例数和死亡数而言,芬兰比瑞典、奥地利和法国表现好;德国比法国和英国表现好。就死亡人数而言,孟加拉国的表现要好于菲律宾和巴基斯坦。

冒险

通过分析可能导致这种差异表现的原因,我们发现女性领导的国家比男性领导的国家采取封锁措施的时间要早得多。由女性领导的国家(如新西兰和德国)比由男性领导的国家(如英国)更快、更果断地采取了封锁措施。与男性领导的国家相比,这些国家在封锁时的死亡人数平均少22人。

我们考虑这些结果是否可能表明女性领导者对风险的厌恶程度更高。有关风险和不确定性态度的文献表明,女性(甚至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似乎比男性更不愿意冒险。

的确,在当前的危机中,新闻已经报道了几起男性领导者的危险行为事件。巴西的雅伊尔·博索纳罗认为新冠肺炎只是“小流感或小感冒”,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说,他在医院探视时“与所有人握手”。这两人随后感染了该病毒。

挪威总理埃尔娜·索尔贝格(Erna Solberg)在大流行期间对孩子们进行友好问候。(图片有超链接)
图片来源:EPA/Hakon Mosvold Larsen

但是,这只是一种简单的解释。尽管女性领导人在人身安全方面规避风险,但她们提早封锁国家,显然已经准备好承担流行病前期重大的经济风险。因此,女性领导者似乎在人身安全方面规避风险,但是在经济领域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

我们在研究彩票被设定为亏损时的冒险行为时,发现了一些支持这一观点的结论。研究发现,当彩票被认为是经济损失而不是收益时,男性比女性更具风险规避性。男性领导人相对较迟的封锁决定很可能反映出男性规避封锁造成的预期经济损失。

领导风格

流行病应对措施的性别差异的另一种解释是男女领导风格差异。研究表明,男性很可能“以任务为导向”进行领导,而女性则可能“以人际为导向”进行领导。因此,女性领导者倾向于采取更加民主、参与度更高的领导风格,同时往往具有更好的沟通技巧。

在危机期间,几位女性领导者采取了果断而清晰的沟通方式。无论是挪威总理埃尔娜·索尔贝格直接与孩子们对话,还是阿德恩通过脸书直播向其公民问候平安,都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女性领导国家中,新冠肺炎的早期传播情况得到了明显的系统性改善。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通过她们采取的积极的政策措施来解释。即使考虑到制度背景和其他控制措施,女性领导也为各国在当前危机中提供了优势。

本文作者:

Supriya Garikipati,发展经济学副教授,利物浦大学

Uma S Kambhampati,经济学教授;院长,雷丁大学

本文由世界经济论坛与The Conversation联合发表,原载于世界经济论坛Agenda播客,转载请注明来源并附上本文链接。

翻译:张丽莉

编辑:王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