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变化是发展的关键吗？

Richard Cincotta在威尔逊中心发布的《人口变化是否会确定国家发展步伐？》中写道：2018年是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社会科学研究出版60周年。在这份报告中，科学家们首次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按年龄划分的国家人口分布）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增长与发展中》（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人口统计学家Ansley Coale（1917年-2002年）和经济学家Edgar M. Hoover（1907年-1992年）提出了一个理论——生育率的最终下降将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年龄结构 。

Coale和Hoover证明，这些新的年龄结构转变将带来适龄工作者比例的扩大，以及受抚养者和老年人比例的缩小（图1）。 他们认为，这种年龄结构转变会在将来帮助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这些年轻人口国家脱离低收入群体。

60年后，丰富且充足的数据支持了Coale和Hoover的理论。 然而，学术界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他们的研究对外国援助优先事项和国家发展目标影响巨大）接受这一理论 ——即年龄结构转变（从年轻人口分布转向成熟人口分布）影响国家发展/转型]——的步伐较慢。

为了说明年龄结构的变化如何影响其他发展的变化，我们借用了一个模型，该模型本是用来预测国家情报委员会（NIC）全球出版物趋势中的政治趋势的。

通过使用年龄中位数（处于人口年龄分布正中的年龄）来衡量年龄结构的成熟度，我们得出了“年龄结构时间表”，以中位数年龄展示年龄结构变化过程所带来的三项基本转变：儿童生存，受教育程度和人均收入。

年龄结构时间表与历史时间表明显不同。 在历史时间表中，我们通常沿着水平线（横轴）描绘时间，在该水平线上，点和线标记了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以及持续的时间。 年龄结构时间表使用水平轴表示年龄结构过渡（亦称为“年龄结构时间”），其范围为15至55岁。 目前，年龄结构最年轻的国家是尼日尔，中位年龄约为15岁。 日本的年龄结构最成熟，年龄中位数为47岁。

用于生成年龄结构时间表的统计方法（逻辑斯蒂回归）适用于定类数据，而不是单个数据点。 因此，为了显示年龄结构时间表的发展变化，我们将三项基本转变（儿童生存、受教育程度和人均收入）中的每一项测量都转变为定序数据。

例如，人均收入的转变是用世界银行的“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体现的。 同样，我们也将儿童生存编码为五个生存类别，将受教育程度编码为五个成就类别。

与历史时间表不同，每个年龄结构时间表都由一系列曲线呈现。 每条曲线均以年龄中位数显示国家何时能进入该类别。 右侧曲线以年龄中位数显示各国多快能进入到下一更高类别（图2）。

如果年龄结构与这三项基本转变都不相关，则曲线的序列性不会明显。 但是，三项基本转变的曲线集都切实反应出了这种序列性。 尽管每种转变曲线的坡度和间距都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随着年龄中位数的增长，各国都可以预见到每个转变的逐步递进，就像人口发展时间表所展示的一样。

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当国家的年龄结构还很年轻时，其往往很难展现出“现代状态”。 图表显示，在人口中位数25岁以下的国家中，儿童生存、受教育程度和人均收入的发展水平很可能都处于中低水平。

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 ——石油及矿产出口国，以及人口最少的国家（多数为人口少于500万的岛屿国家）除外——发展水平处于中等（即归属于“中上”类别）的国家年龄中位数通常介于26岁至35岁之间。在26岁至35岁的十年时间窗口中，国家/地区穿越了社会经济上有利的“人口统计窗口”，国家情报委员会（NIC）的全球趋势将其称为年龄结构转型的“中间阶段”（图2中阴影部分）。

年龄结构与其他发展转型之间的紧密关系，是否表明教育及就业增长相关政策和投资并不重要？ 是否生育率的下降最为重要？ 事情的真相远非如此。这些结果只是吻合了在整个公共卫生文献中得出的一个普遍性结论：服务驱动型的发展成就在任何国家的基本转型中（无论是儿童生存、生育能力下降、受教育程度还是人均收入）都趋向于促进其他服务需求，从而推动诸多方面的发展转型（见图3）。

这些结果还表明，人口（发展的需求方）与构成国家发展基础架构（发展的供给方）一样重要。 家庭人数的减少导致学龄人口规模的减少，这有助于政府以及父母在每个孩子身上增加投资。 此外，年轻人群组的增长减缓会减少工作竞争，充分就业的比例也趋向增加。

Coale 和Hoover对国家发展的见解为何被人们所遗忘？

论文发表六十年以来，发展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几乎都只专注于国家发展的供给方：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制度、政策和基础设施投资。

这并不奇怪，自二战结束以来，这些主题一直是发展研究领域的核心关切。 但是，人口（发展的需求方）在很大程度上被发展理论家所忽视，沦为“支持数据”，甚至在社会科学课程中也处于边缘地位。

亚洲四小龙和更多国家/地区的数据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点。 在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少数东亚国家（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泰国，中国香港和印度尼西亚）的生育率下降，从而使他们经历了年龄结构转变。

到1980年代中期，这些国家展现出了Coale和Hoover所预见的有利特征：工作人口膨胀、相对较小的受抚养子女和老年人群体（人口统计学家现在称之为“人口红利”）。在这些国家开始经济起飞之际，人口统计学家也转向重新思考（并扩展）Coale和Hoover的理论。

大多数人口统计学家认为，国际发展机构早就应该承认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中的作用。

根据目前的证据，在这一理论重构的过程中，生育率下降这一变量将被置于与教育程度和儿童健康状况改善相关的关键位置，能够推动国家向有利于发挥人口红利的年龄结构转变。

本文作者：

Richard Cincotta，威尔逊中心

本文与威尔逊中心合作出版，原载于世界经济论坛Agenda博客，转载请注明来源并附上本文链接

翻译：陈达铿

编辑：王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