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管理的第一条规则:当你发现自己跌落洞中时,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停止挖掘。

在新冠病毒爆发的狂潮中,一些国家正在考虑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和印刷钞票,以缓和目前的危机:流行病和正在浮现的经济萧条。

这些计划至关重要,但它们必须具有战略性和可持续性。因为在解决当下的危机时,我们必须避免播下新危机的种子,这一过程风险极高。

你读过以下文章了吗:

现在是时候给各国政府正在推出的一揽子政策中增加一个新元素了——我们知道但却放弃了的一个元素:全民基本收入(UBI)。它是帮助我们走出这个巨大深渊的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

许多反对者将指出,这是行不通的,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负担得起定期向每个公民发放资金。他们会争辩说,我们将会陷入难以持续的赤字状况之中,无法为其提供资金。

这个担忧不无道理。但另一种选择——不着力解决新冠病毒所带来的恶果——将导致不平等加剧,社会紧张局势加剧,这将使政府付出更大的代价,使各国面临更高的社会冲突风险。

这个首次在中国发现的流行病已经肆虐亚洲及其他地区,暴露出该地区庞大人口的不平等和脆弱性。其中包括非正式工人——估计有13亿人,占亚太地区劳动力的三分之二——以及移民,仅印度就有近1亿人失业。如果整整一代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无法维持生计,也没有社会保障网可依靠,社会成本将高得令人无法承受。社会紧张局势一旦触发,经济就会不稳定。

在这些时期,如果我们想要启动经济引擎,社会稳定至关重要,这为实现UBI提供了更有力的论据。

因此,新的社会契约需要从这场危机中浮现,重新平衡各个社会普遍存在的严重不平等。坦率地说,问题不应再是能否找到有效的保护社会的资源,而应是如何找到这些资源。UBI有望成为这个框架的有用元素。

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已经在制定这样的计划。事实上,数十年来,阿拉斯加每年都向每位本州居民发放全民基本收入。加拿大总理Justin Trudeau承诺,在未来四个月内,每月向因此次大流行病失去收入的工人发放2000加元的救济金(UBI的一种短期形式)。现在我们需要扩大其范围,延长其时效,我们也的确可以做到。

我们必须以不同于过去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既不应把它看作是一种施舍,也不应把它看作是现有体系基础上的一种权宜之计。相反,我们应该利用当前的双重危机,重新评估我们“仍在挖掘”的领域。

为了让全民基本收入实现最优效果,我们需要公平的税收。各国必须共同努力,跨境交换数据,以阻止个人和企业逃税。简单地说,我们都必须支付自己的那份税。凭良心,我们就不能再把利润私有化,把损失社会化。

下一步要停止补贴,尤其是化石燃料补贴,因为它们阻碍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道路,特别是气候变化相关的目标。这将使我们所有人受益,不仅为全民基本收入创造财政资源,而且为受影响的化石燃料公司提供支持。

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们均主张富人应缴纳更多的税。由于缺乏这种政策,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瑞士信贷发布的《2018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全球10%的最富有人群拥有85%的财富。

根据某些研究,欧洲人早在冠状病毒之前就已经支持UBI。

跨国公司也没有支付他们应付的份额。苹果、亚马逊、谷歌和沃尔玛只是其中的几家,它们在充分利用税收制度的所有漏洞后,创造了惊人的利润,但其缴纳的税款数额却很少。如果世界上最大的1000家公司的税收是公平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世界各国严格合理地分配适度的UBI。

当政府用来建设一个更好的国家的资金被剥夺时,有些事情就会出现问题。

为了避免反对者认为这是左派的理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多年来一直就税收竞争的问题进行讨论,其成员包括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国家。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财政政策专家说:“为了有效运作,全球经济需要一些可接受的基本规则来指导政府和企业。这样一个框架可以帮助企业将资本转移到能够实现最佳回报的地点,而不妨碍各国政府实现其公民合理期望的目标,即公平分享全球化的利益和成本。”

要实现“可接受的基本规则”和“公平分享收益和成本”,就需要全球协调;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开始以这种方式征税,高度流动的资本将流向那些没有征税的国家。

毫无疑问,很难推行普遍基本收入。重要的是要公正地考虑它的利弊、目前尚未大规模实施的原因,以及哪些方式可以使之可行。

除了财政成本之外,阻碍UBI实施的一个关键复杂因素是,它不会凭空出现。它需要适应和补充现有的社会方案,既有基于保险的方案,也有基于需求的方案。此外,还需要制定相关规则,防止福利的双重倾斜。

转向这样一个体系需要确保工作动机保持不变。这是相对容易做到的:UBI应该维持一个人能够得到适当的收入,使他/她受到足够的激励去工作,储蓄和投资。

最后,一定要进行有选择性地帮助,例如,一些与公共产品有关的项目,如为所有儿童接种疫苗和确保他们上学等。这样的选择性帮助不会破坏消除贫困的主要目标,可以让低收入者承担适当的风险,并努力通过自己摆脱贫困。

没有UBI的另一种选择更糟糕——社会动荡、冲突、无法控制的大规模移民以及利用和煽动社会失望情绪的极端组织的扩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要认真考虑推行设计良好的UBI,这样的话,即便可能会发生冲击,但不会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本文作者:

Kanni Wignaraja,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

Balazs Horvath,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翻译:杜冰钰

编辑:王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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