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应该接受全民基本收入（UBI）的4个理由

随着城市贫困和不平等程度的加深，预计城市化将迫使越来越多的城市为消除贫困注入资金，措施包括提供经济适用房和儿童保育等。这无疑能帮助那些个体。但是，这些项目往往没有足够的能力来预测人类的全部行为。最终，它们在行政上无法满足公民的所有需求和诉求。

自行做出选择的自由是人类尊严和自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人甚至可能会把这种自由看作是财富的一种表现形式。相反的是，贫穷意味着没有选择。在贫困线挣扎的人们在面对他们生活、甚至是最基础的部分的时候的选择较少，比如健康、生活条件、就业和教育方面。

如果城市真正希望能够变得包容，并且希望能保证其公民能够从城市生活的承诺中收益，那么无论短期或长期，他们都必须提升公民选择力。这意味着将选择权交回给每一个公民自己。

全民基本收入（UBI）是一种无条件的汇款（指不论工作、收入和财产等任何条件，该国任何国民都可以领取由政府或国际组织定期定额发放给人民满足基本生活条件的金钱），其优势在于改变根深蒂固的激励结构的能力。我们对于工作和福利的理解源于深植人心的规范和文化，这些人往往是拥有全职工作、可以赚取工资、投资保险的社会成员，其中大部分人从来没有面临过毫无退路的境况。

因此，为陷入贫困的个体筑造广泛选择的结构，一刀切的工作和收入方法对此并无多大用处。简言之，通过最小化非贫困人口的选择减少行为，全民基础收入可以最大化贫困人口的选择。

首先，全民基础收入鼓励通过改变大多数人的工作方式来消除人工劳动。它通过区分人类劳动在我们的生活中的表现形式，即有偿与无偿，来实现上述目标。我们在有偿和无偿的工作中的时间分配是存在竞争的。但是，是否为了工资而工作的权利应当完全兼容。出于这个考虑，全民基础收入有能力以四种主要的方式重设我们的工作文化，并且消除劳动力市场中的现有偏见。

从人权的角度来看，无条件地提供就业外收入可以实现充分的工作权利，因为它可以保护人们免于失业，并且有能力拒绝不稳定的就业。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给人们提供一个安全的经济基础可以重振个人与社会的联系，为那些希望有偿工作的人提供寻求对他们而言有意义的工作的机会。

从性别角度来看，全民基础收入支持那些选择从事无偿工作的人，如家务劳动、照顾弱势群体和志愿者工作。通常来说，无偿工作为其他有意义的社会工作提供支持，但却常常经受低估和低酬。

从自由市场的角度来看，全民基础收入通过降低有偿工作相对无偿工作的垄断地位，来实现更具竞争力的劳动力市场。这样平衡了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博弈地位，因为雇主必须要为了吸引人才而竞争了，比如提供更高的工薪和更加有弹性的工作时间规划。

第二，全民基础收入是对法律规定的机会均等和公平待遇原则的实践，其确保所有人都能享受平等的选择权。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系统中：大量的财富资源来源于“盗窃”、“欺诈”以及被沃伦·巴菲特称为“卵巢彩票”的情况（指出生在富贵、条件优越的家庭，就像是中彩票一样）。

在真正的全民基础收入条件下，每个人每年都合法地收到相同额度的金钱。但是，在实际情况下，那些条件艰苦的群体会比其他人获益更多。比如说，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年收入在3万美元、生活在没有选择权环境中的人因此得到的选择能力的提升程度远高于年收入为50万美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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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平均主义已经在许多社会中有所反应。例如，尽管有些人能够承担自己的健康和教育费用，公共部门仍旧认为普遍主义对于提高所有人的发言权十分重要。此外，普遍性项目的包容性有助于接受政府救助时产生的社会羞耻感，促进社会团结。同时，通过取代现有的再分配项目，比如老年保障、普遍的儿童保育福利和就业保险，社会基础收入降低了运营和提供相互独立的计划所需的管理成本。

最后，众所周知，城市是最先从科技创新中获利的。有些地方缺乏有偿工作、人们难以赚取足够的资金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这些地方对包容性繁荣的投资是未来必不可少的目标。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不断扰乱劳动力市场，到2020年，世界上将损失约五百万个岗位。事实上，现如今加速发展的科技创新、全球化、气候变化、人口变化和地缘政治变革使得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城市中心的境况变得难以预测又无比残酷。

同时，至今仍存在还未享受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制造业）、第二次工业革命（科技）和第三次工业革命（数码）福利的群体。在贫困率与不平等率不断上涨的城市里，我们已经看到了公民骚然。除了重构工作文化之外，城市还必须对采用全民基础收入寻求防御性战略，从而缓解因为技能短缺、视业和系统性不平等而导致的大规模萎缩。城市和企业必须共同创造包容性经济发展。

我们的城市中心是工业、金融、科技和人力资本的纽带。城市是一个供人生存的地方，更是一个供人通过工作、教育和社交实现成长的地方。城市已经成为政府为智能而具有弹性的基础设施和城市服务进行设计、交付和运营的创新科技的试验温床。为了让城市变得更宜居，城市接下来必须成为社会包容和经济包容的公民参与模型的实验园，包括实现全民基础收入。

虽然金钱无法确保每个人的自力更生和繁荣，全民基础收入能够通过改变工作文化，将平等和团结引入公民对话、并且保护人们免受预期中的劳动力市场中断来改善集体选择权。

如果资金是城市贫困问题的一部分，全民基础收入为我们未来的城市提供了两种选择，即人们可以“工作，不论有没有平等的权利”抑或是“平等，不论有没有工作”。聪明而又包容的城市应当以实现后者为目标。

作者：Viva Dadwal, Globalisation and Health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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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胡静璇

编辑：万鸿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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