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全球化4.0:特大组织如何防止规模效应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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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工业革命

本文原载于2019 年1 月《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

Image: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

2018年的夏天是有史以来最热的夏天,这时期的股票市场同样也出现了极端情况。8月,华尔街首遇史上最长牛市,让苹果公司成为了全球首家市值万亿美元的私营企业。一个月后,亚马逊紧随其后,其创始人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现在的身价已经超过了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的身价总和。

2008年和2018年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对比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企业估值超乎想象的经济扩张时代。虽然无论是气温还是市场都在8 月抵达顶峰后逐渐降温,但这两家公司的市值几乎已经无法以人类的大脑来理解。如果用长度“米”代替美元来衡量,亚马逊的市值已经足够从地球到太阳走三个来回。

特大公司的出现是否证明了创造力的重要性?或者又是否主要反映了权力的智慧——在运作环境中进行控制及租金提取的能力?

规模效应的前景

特大公司的崛起属于市场高度集中整合趋势的一部分。据资料显示,美国每5年对大约900个部门的经济统计表明,2/3的部门已经在过去的10年里进行了集中整合。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相比,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数量已经减半。进一步说,集中化的增长并不只局限于美国。最新一项研究显示,134个国家里超过7万家公司的平均涨幅(出售价格除以生产成本)从1980年的1.1上升到了2016年的1.6,这说明了跨部门的市场力量有所增长。

全球市场势力

大型企业与现代经济向来密不可分。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管理者这只“看得见的手”所引导的经济活动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的经济活动几乎一样多。从19世纪末至20 世纪初,至少1800 家公司在美国的第一次合并浪潮中消失,之后仅78 家公司就控制了超过半数的生产。今天,30 家大型公司产生的利润就占了美国所有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

高度集中的经济系统是非常直接的。如果“网络效应(商品或服务价值随使用者的增加而增加)”适用,那么大规模生产商品或提供服务就会降低单位成本,甚至提高商品本身的价值。此外,将交易从市场转移到企业内部,如通过收购供应商、降低成本并减少对知识流动的限制,最终会使每个人都从中受益。

决定一个组织是否从规模效应中获益的有两个因素。首先是生产力:早期的工业时代通过机制管理和分解制造任务来促进生产力。后期,内燃机引擎、电力和强大的通讯交流技术也加入了进来。然而,性能越强,操作也越繁复。因此,实现规模经济的第二个条件是体制架构。强劲的性能所需要的,是与之相匹配的制度框架,以此来指导和控制信息的流动以及执行计划。

不断增加的复杂情况也阐释了经济扩张时期,同时也是经济集中时期的原因。国家与地区的开放不仅让更多公司参与竞争与合作,同时也让它们有望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规模效应。例如,现在有60% 以上的出口产品都是半制成品,这些商品通过全球供应链被运往世界各地,而这里的供应链便是构成全球制造工厂的大型制度框架。

2017 年参与跨境供应链的全球出口份额
正确的方式扩张正确的业务

以下四大因素决定了一个组织能否顶住瓦解的压力,并从规模效应中获益:第一个因素是未能强化并重塑体系扩张的基础;第二个因素是忽视难以避免的裂痕,为系统带来压力;第三个因素是随着系统变得更为复杂,未能对其加强控制;第四个因素是未能避免系统赖以扩张的基础仍存在风险。企业及社会能否持续从规模效应中获益,取决于其能否以正确的方式扩张正确的业务。

1. 扩大基础

要想从规模中创造价值,就要确保能量进入系统,而非简单走过场。企业或经济体越是扩张,就应该有越多的能量维持其运营,直至达到一个临界点,即所有的能量都用于维持该系统本身。

而当一个经济体正在增长或一个企业正在盈利时,我们则认为其尚未抵达该临界点,或者已经通过生产创新推迟了临界点的到来。只要还在增长,我们就认为还可以投入更多,也还有更大的规模效应有待实现。

但是并不能保证上述情况一定会出现,因为企业或经济体的领导者们可能会发现,操纵增长信号要比扩大生产基础更加容易。例如,企业会为了提高其估值而购买自己的股票。回购并不是价值创造,而是价值提取。

然而,还有更为基本的挑战。“规模”这一概念的核心基础在于生产是我们社会的中心问题。如果创新能带来更高的产量,那它就是有益的;如果不能,则无益;如果创新会阻碍生产,那它就是有害的。但是,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富足,是不是应该不再将以产量论规模作为第一要义来考虑呢?

“如果稀缺性不再是问题,为什么还要通过扩大规模来解决问题呢?为什么去要求富足社会的居民以其所不能接受的方式购买舶来品呢?为什么自动化的效率增益还要胜过人们从掌控一项贸易中获取的满足感呢?

随着富裕社会中公众越发关心健康与环境问题,许多消费品公司必须在拓展业务的同时在原则上转型。以卢英德(Indra Nooyi)为例,在她担任CEO 期间,她不仅改变了百事的形象,还将这一消费品巨头转型成健康产品公司。

与之相仿的是联合利华的CEO 保罗·波尔曼(Paul Polman)将可持续的实践深层次地整合进了他的生意中。“可持续生活”这个招牌在2017 年已经占其营业额增长量的70%。飞利浦的CEO 万豪敦(Frans van Houten)作为循环经济运动的领军人物,引导了这家拥有126 年历史的荷兰企业走上所谓的循环策略的正轨,预计到2020 年,该公司将从这一策略中创造15% 的收益。一个富足的社会若不能形成并持续发展出对于自身价值体系的清晰理解,那么它将有可能以错误的缘起扩展错误的事务,最终将自身富足的基础置于险境。

2. 修补裂缝

第二点是没有维护就没有增长。很多发达经济体濒临崩塌的基础设施便是忽视社会平衡的鲜明例证。对道路工人和物业管理人员等维护行业人员的低认可和低回报又是另一证明。

对系统维护的普遍忽视是高度重视失序的经济范式的另一面。为追求创新而扰乱正常秩序的决心已经超越了政治阵营,也忽略了社会中的大部分价值创造都源自维护:即投入到维护及维修工作中。

这种情况带来的问题可能比“失序”本身更具破坏性:首先,对维护的忽视即是对维持世界正常运行及其占据的维护其运行的劳动力的忽视。

其次,因对维护的投资不足而产生的盈余会造成价值创造的假象,但事实恰恰相反——这其实是价值提取。再者,没有意识到破坏系统只有在第一条原则适用的情况下才能创造价值。

最后,我们喜新厌旧,却模糊了以下事实:创新不仅会带来额外的维护成本,有时也会给我们在维护方面带来意料之外的全新挑战。当事物以新的方式运行时,也会以新的方式瓦解。Facebook 创立之初,没有人料到之后要有大量内容审核员负责审查发布于该平台的数百万图片与视频,以剔除不得体的内容。

若没有维护,那么更多的财富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更多需要清理的残骸。无一例外,所有的事物都需要能量来维持其自身运转。这对于“数字化+ 去物质化的经济体”而言再贴切不过。连接断开,应用的性能会随着使用而降低,软件代码也会受损。

我们通常将进步描绘成一系列分散的破坏或革命,但事实上,进步是没有尽头的升级。今天的问题可能是昨天的解决方案引起的,而当下的解决方案,也几乎必定会在未来造成新的问题。

若经济体和企业不修复其赖以扩张的基础中的裂缝,那么规模的扩大将徒劳无功。没有了维护,规模的扩大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加脆弱。

3. 放松控制

第三点是规模扩大可能会让我们过得更好,但并不会让我们更有安全感。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人类一直以来都不如其他大型动物强大。因此,我们会从大型社群中获取安全感。

我们也不仅仅渴望从足够的规模中改善生存方式,还希望成为一个更大的社会实体,比如城市、大型雇主或福利国家的一部分,从而寻求安全感。这种欲望过于强烈,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忽略其中的风险:虽然大型动物的细胞寿命更长,但是这个动物的死亡意味着大量细胞的死亡。

大型组织的风险之一就是相继故障。大型系统复杂性更高,而兼容度更低。在一个不断扩大的连接网络中,细小变化产生较大后果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灾难性的故障可能由人为失误或恶意导致:数据显示,每年,每三家企业中就有两家面临网络攻击,这些网络攻击正是利用大型计算机系统难以驾驭的复杂性进行的。不可预测的错误所产生的相继故障只能通过放松管控来避免:使系统各部分脱钩,构建松散的体系。这两种方法的代价都是规模效应的降低。

但是,相继故障并不仅仅是复杂性难以驾驭的后果;对复杂性处置不当也会带来同样的后果。

在任何小型企业中,企业失败的概率都要高于大型企业。对于小企业所有者而言,这一点是不利的,但是从系统的角度来说,更多的微观波动性意味着更大的宏观稳定性:个体餐馆总是频繁开张和倒闭,但人们总会有吃饭的地方。若集中于单一所有权结构,这一关系就会反过来:微观波动性降低(开一家星巴克连锁店的风险要比开自己的餐馆低得多),但是宏观波动性升高(一家星巴克门店的过失可能会影响其他所有门店)。

大型系统还面临以宏观脆弱性代替微观脆弱性的风险。它们失败的频率更低,但是一旦失败,后果会很严重。因此,一个组织的规模越大,其组成部分之间相互独立就会变得愈发重要。未能平衡规模效应与更大的微观波动性的组织架构从外部上看毫无波澜,实则灾难正在酝酿。

第一种类型的失败,即相继变化,是不可预测的。它需要安全阀,还需要足够的弹性,用以从灾难的打击中恢复。第二种类型的失败,即机制僵化,也不可预测,但能加以控制。它需要赋予想法和忧虑足够的向上流动性。还有第三种失败:易于预测、影响重大、由不作为带来的威胁。

喜欢否认的特点根植于人类本性。否认是人们在面对威胁时典型反应的第一阶段,它让我们能够应对打击,而不至于崩溃。但是该保护我们免受系统过载的机制恰恰也会将我们引入无意识的偏见和想当然之中。对于个体来说,这么做的后果是灾难性的;那么,如果这个自欺欺人的人是一个大型组织的领导,又会如何?

据期刊《脑》(Brain )一篇刊载于2009 年的文章表明,“否认”与带领一个大型组织所带来的权力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联系。该文作者将“狂妄症候群”定义为“权力迷恋性紊乱,特别是与压倒性胜利相关的权力,并拥有数年”。这会系统性地带来灾难性缺陷,如“脱离实际,持续行动或盲目行动以及无能的表现”。

这一发现表明,规模不仅会施压于体制架构,也会为我们的判断施加压力。自大带来的失败可能是大型组织中最悲惨也最危险的规模效应失效形式。其教训与前文所述的两种失败类型相似:通过收紧控制寻求稳定性并非好的选择。在不断扩大的系统中,寻求稳定性意味着放松控制。

4. 不要沦为危险因素

最后,当那些站在组织制高点的人将自我利益置于他人利益之上时,也会发生规模效应失效。

30 年前,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曾警告,未来,最为成功的可能是利用其权力和影响力谋利、而非推动社会进步的企业。“非生产性企业家”将会吞并竞争对手或利用监管规则抑制竞争。今天,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他们指出,高度集中让公司行为变得更糟糕。现在,大型企业将通过捐赠或游说来发挥政治影响力视为获取竞争优势的核心手段。

规模的另一面是它需要强有力的控制系统,而这些系统可能会损害其本该服务的群体的利益。无论是企业系统中未能将价值创造优先于价值提取,还是政策制定者未能保护经济免受不公平与不稳定所扰,都会引发破坏性的体制创新,该体制创新有望遵守诺言,以非草率或剥削的方式扩张。

最明显的就是区块链。它不是通过赋予第三方机构惩治不当行为的权力来产生信任,而是记录每一笔交易,并将其与一种具防篡改特点的算法纳入相连的信息“区块”中。像以太坊(Ethereum)这样的平台通过将信息嵌入区块链,且在特定情况下能够自主执行的具体做法,进一步利用了“建立无等级化信任”的理念。

但是技术本身并不能完全避免规模效应失效。在区块链面临的众多挑战中,就存在“挖矿”过程(将数据嵌入区块)中的绝对能量消耗和难以把控的复杂性,它已因黑客入侵或漏洞而导致了巨大的损失。另一个问题就是维护:如果出了问题,特别是如果修复的结果导致有人获益有人受损,那么又该由谁来决定修复方式?此外,在所谓的等级缺失中,又是什么在制衡与监管“自动的”制衡系统呢?我们真的信任那些比首席执行官和政客们还要更频繁地审查区块链算法的对象吗?

另一个兑现在大系统中创造稳定性的复杂技术就是机器学习。一个系统变得越复杂,系统部件之间互动所产生的结果就会越难以预测。但是,如果存在反复出现的事件且可以收集足够的数据,机器识别模式的能力就会比人类更强。机器学习帮助我们提高了理解行为后果的能力,让我们得以更好地开展预测。

但是,机器学习既不容易,也不是绝对可靠的。首先是资源方面的挑战。据估计,再造一个拥有人脑计算能力的机器所需的能源相当于全球最大的发电站——中国三峡大坝的发电总量。其次,技术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人类塑造它们的决定会带来复杂的问题,比如告知机器决定的训练数据或价值体系的选取:是否应该根据机器做出的犯罪预测调动更多警力或建造更多学校?是否应该根据机器对于家庭暴力的预测惩戒罪犯或为处于危险的家庭提供更多资源?

对于所有上述两难选择,用“自动化”的方式解决大型组织内的机制问题是不现实的。而且,如果没有新的方式,被用以控制那些管理着我们所处的、且正在扩张的系统的对象(无论是人类还是机器),那么规模效应失效将不可避免。

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势必成为新的机制架构中的一部分,其作用不是代替我们履行问责领导的职责,而是强化我们履行这一职责的基础:提供可靠的信息。

建立一个新的架构

过去10年间,估值在10亿美元及以上的科技创业公司数量从不足10家增至250家以上。 这些新兴企业大多位于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即中美两国。

过去10年,价值10亿美元的初创企业增长情况

尽管两国对其所施加的监管压力与日俱增,而且低息借款正逐渐退出市场,但是技术的热潮丝毫没有消减之势。相反,在地缘技术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一国强大的技术产业很可能被视为其执掌政权的资产,而非负债。

向大型都市圈集聚的地理趋势仍在继续。未来几十年间,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求将是全球在规模方面所面临的主要挑战。联合国最新报告显示,到2050 年新增的25 亿人口将居住在城市之中。容纳超过1 亿人口的大城市数量预计也会到2030 年从现有的31 个上升到43 个。

城市人口密度

上述现象均表明,规模峰值还未出现。但是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节点:此时,将规模与进步相关联已变得更为困难;同时,规模效应失效的阴影牢牢笼罩着辛苦换来却未能平均分配的利益。这对于我们理解全球化的好处、技术变革的目的以及大型组织(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的遗产都有着重大影响。

问题不在于是否“扩大规模”,而在于如何在一个大规模扩张的时代避免灾难性的失败、如何区分规模的好与坏,以及如何利用规模提升我们自身的能力而非执掌权力。

如世界经济论坛所言,世界正进入经济扩张的新纪元——“全球化4.0”。企业领导与政策制定者需要关注本文重点提及的四种情况。要使规模的扩大促进人类进步,我们必须要增强扩张的基础。我们需要在一个日趋富足的时代不断改变对于价值的普遍定义,需要意识到维护工作是价值创造的重要环节,需要抵制对收紧管控的本能反应,或是让其他人来收紧管控,以此来掌握由规模化造成的复杂性。最重要的是,必须要提升问责领导的能力,要尽可能不厌其烦地严格问责,因为掌握我们命运的是比我们本身更加庞大的系统。

作者:博克思(Sebastian Buckup),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负责人。

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本文原载于2019 年1 月《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转载请注明来源并附上原文链接。

编辑:万鸿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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