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前是全球化4.0时代，那前三代是什么？

“全球化4.0才刚刚开始，却已经令我们猝不及防。”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教授上个月在宣布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主题时如此写道。

在术语界，人们认为“全球化4.0”的含义必定紧紧追随 “工业4.0”（即制造业的数字化）的含义。确实，前者已经被人多次使用（如这里及这里），但这个词也为国际经济学家提出了两个问题：

1）“全球化4.0”这个新标签是否有实质性内容？还只是换汤不换药？

2）如果我们正经历全球化4.0时代，那前三代是什么？它们真的有区别吗？（剧透：有，当然有区别。）

我认为，未来的全球化将与我们现今及过去所知的全球化大有不同。而且，它来临的速度将异常之快——来临的方式也会出人意料。

事实上，我认为以这个主题完全足以写出一本书，更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刚好赶在2019年1月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前上市。

简而言之，以下是我的经济推理：套利将推动全球化进程。每当各国相对价格不同时，人们就可以通过双向、买低卖高来套利赚钱。在商品领域，这种“套利行为”被称为交易。几世纪以来，由于技术限制，套利主要发生在货物本身，全球化大多数时候指的是货物的跨国界销售。

自1990年左右起，由于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出现，一种新的套利手段得以实现：建立跨国界工厂。这种技术使得G7公司能够在保持整个生产过程顺利、可靠运行的前提下，将某些生产步骤交由发展中国家承担，其中巨大的工资差距使得这种生产模式变得极其有利可图。

当前所剩的最大全球套利机会在于服务行业的薪酬率。在不同国家，相似工作的薪酬通常相差10倍，这可是10000%的差距——也是一个非常诱人的套利机会。但截至目前，由于技术障碍，很少有公司能将这些薪酬差距套利，其基本问题与服务行业及专业工作的基本现实有关，因为这些行业多数要求面对面互动。直到近日，考虑到技术发展阶段，想要攻克这些障碍，成本仍高的惊人。但数字技术正在改变这一现实：数字技术正在逐渐消除服务行业中薪酬套利的障碍。

得益于数字技术，人们可以身处一个国家，手上却处理着另一国家的事务。在我即将于2019年上市的《全球化机器人剧变：全球化，机器人与各行各业的未来》一书中，我将此称为“远程迁移”。实际上，它只是一种国际远程办公形式，在网络开发等领域已经非常普遍。

这种新型全球化——如果你想的话，你也可以称之为新型薪酬套利——正在通过Upwork.com等国际自由职业平台、先进的电子通信技术以及机器翻译实现（正如我之前在博客中提到的那样）。

自2006年以来，我一直在鼓励人们从更广泛的视角看待全球化。在这种视角下，“远程迁移”实际上是“第三次解绑”。“第一次解绑”是货物贸易，由于19世纪货物运输成本急剧下降而引发；“第二次解绑”是由ICT带来的地理分离，这也使得即将到来的全球化成为了“第三次解绑”，即通过数字技术实现劳动力与劳动力服务的地理分离，使远程工作者变得仿佛触手可及。而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只有三次解绑，那我们是怎样来到了全球化4.0时代？

在我之前有关全球化的文章中，我认为以货物贸易为基础的全球化是由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组成的。1999年，Philippe Martin 与我共同撰写了一篇题为《全球化的两次浪潮：表面的相似，根本的不同》的论文。如果我们重新审视这种区别，就会自然而然地认识到前三代全球化。

全球化1.0时代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全球化。当时，由于蒸汽及其他形式的机械动力的出现，使得购买异地商品变得更经济实惠，贸易成本的历史性降低带来了第一次全球化。但几乎没有政府支持这次全球化。当时几乎没有全球治理——除非你将英国海军视为联合国、将英格兰银行视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视为世界贸易组织；当时也几乎没有国内政策可以承担愈演愈烈的国际货物套利所带来的成果与恶果。

当时的全球化改变了一国最具竞争力的公民与公司的命运，却也损害了一国最没竞争力的公民与公司的命运。当时的全球化发生在异常激进的经济体系（包括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下。这种情况自然没有好结果：两次世界大战、世界经济大危机以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导致数亿人被害。

最终，人们找到了解决办法：随着美国出台罗斯福新政及其他富裕经济体实行社会主义市场民主，资本主义情绪逐渐缓和；而在世界的另一端，共产主义情绪也逐渐转向温和。总之，我们可以将这视为一个独特阶段，即全球化2.0时代。

全球化2.0时代指二战后时期。当时货物贸易与国内补充性政策相结合，共同承担全球化（与自动化）的成果与恶果。市场负责效率，政府负责司法。从国际上看，全球化2.0时代见证了以学院、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治理体系的诞生，尤其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以及诸如粮食与农业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专门机构的出现。

全球化3.0时代就是我口中的“第二次解绑”，或新全球化；Arvind Subramanian称其为超全球化；Gary Gereffi称其为全球价值链革命；而Alan Blinder则称其为离岸外包。关键在于，当前，全球化意味着工厂已经跨越国界，更重要的是——G7公司的专门技术也与工厂一同跨越了国界。这创造了崭新的制造业世界：高科技与低工资相结合。这种新型组合破坏了那些努力与高工资、高科技竞争的工人的生活与社区，也影响了那些努力与低工资、低科技竞争的工人。而这其中受影响最大的要属在产品生产部门供职的工人，因为这种“解绑”主要影响的就是产品生产部门。更严重的是，雇主将工作机会与专门技术转移至国外后，G7工厂工人原本对G7制造技术的垄断会被彻底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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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4.0时代就是我所说的“第三次解绑”。当数字技术在实现国际工资差异套利的同时，能避免工人实际流动，我们就会迎来全球化4.0时代。从前的全球化1.0、2.0、3.0时代主要影响那些以制造产品为生的人（因为过去的全球化是“物的全球化”），而全球化4.0时代则将重创服务业。发达经济体中数亿的服务行业及专业人员将——前所未有地——面临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令人担忧的是，服务行业的许多工作者也将被人工智能引领的自动化所取代。如果那些被全球化3.0时代所影响的蓝领工人与被全球化4.0时代所影响的白领工人联手的话，我们可能会面临剧变——我称之为“全球化机器人剧变”。从近期的头条新闻来看，这种剧变可能正掩藏在黄背心之下。

每一次伟大变革，既为那些抓住机会的人奏响凯歌，也为那些错失机会的人谱写哀乐。只要我们能做好充分准备、我们的政府控制住全球化来临的速度，未来的全球化必将为我们带来更美好的世界。过去，爆炸式的经济发展曾带来爆炸性的社会动荡。我们的政府需要帮助人们调整适应，并且——如果一切变化太快——政府有责任放缓速度。

作者：Richard Baldwin，日内瓦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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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张欣蕾

责编：万鸿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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