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商品、服务、人员、思想的全球化流动已在众多方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益处,仍有一部分人在经济、政治或文化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两极化政治辩论、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崛起以及不时出现的极端主义行为,不仅仅在西方世界,在发展中市场亦是如此。面对公民对于就业、不公平及全球化问题的担忧,众多政策制定者正在探索实现繁荣的新路径。

我们现在对那些路径及细节有了更多的了解。整整十年前,全世界都在谈论金融危机。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于精英和制度的信任的降低,以及从迅速恢复和深陷危机的经济体中获得的经验、教训。再之后,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拉开序幕,出现了新的机遇,同时也迎来了新的问题,即各经济体如何能够最好地进行技术整合,更加迅速地实现全面繁荣。此外,过去十年间,发达经济体就业两极化现象愈发明显,促使人们呼吁建立灵活的教育体系和劳动力市场。同时更为明确的是,虽然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让数百万人得以脱贫,但是最近在亚洲并不太可能持续,甚至在未来不再可取。未来需要大量新技术密集的高技能人才,并且,包括教育、医疗、绿色能源在内的广泛领域都会迎来新的增长,这也对数字化时代“产业政策”新方式提出了要求。

世界经济论坛引入新版全球竞争力指数(GCI)4.0作为重要的经济指南针。这一指数的建立基于40年长期竞争力驱动因素的对标,同时整合了未来生产力因素的最新研究成果。GCI 4.0分为12个关键维度:制度;基础设施;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宏观经济稳定性;医疗;技能;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系统;市场规模;商业活力;创新能力。该指数还引入了一项新的进步得分,从0到100分,满分(100)对应于每项指标的目标,通常代表一项政策目标。这一方法强调竞争力并非国家之间的零和博弈——所有国家都可以实现。

随着各国重新设定各自提高竞争力的路径,以下是面向所有国家的十点建议:

1. 竞争力并不是奢侈品。

事实上,如果未来想要提高增速,增强抗风险能力,所有的经济体都必须找到提升竞争力的动力,不论当前所处水平高低或目前有哪些方面的优势。尽管竞争力与收入水平高度相关,但以目前收入水平构建竞争力体系时,有些经济体的表现会优于其它经济体。这十二项竞争力指标之间不存在互补性——完善的金融系统并不能弥补落后的基础设施,同样,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也无法弥补创业创新生态的缺乏。各国必须发展全部十二个领域,但也要发挥低成本资金和技术的优势,打造自身的排序策略以平衡、聚焦行动。

2. 投资于人,有益于社会和经济。

社会包容和一国竞争力水平之间并不存在权衡。其实,人口的健康、教育及技能水平恰恰是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在经济和技术变革的时代更是如此。劳动者有了合适的技能,将成为带动和管理这些变革的力量,而非被取代的一方。投资于人不应继续成为马后炮——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它是增长和适应力的根本要素。

3.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全球化不局限于自由贸易。

开放仍然是竞争力的根本驱动力:经济体越开放,创新力和市场竞争力就越强。但是,开放的定义不应局限于贸易,还应包含人员的自由往来和思想的无障碍沟通。跨越国界的合作对于建立动态的创新生态尤为关键。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发现新加坡、德国、荷兰、瑞典、芬兰和美国是世界上最为开放的国家,而巴西和印度则相对“封闭”。

4. 但是开放的经济体也须要进行社会保障。

尽管开放能为国家之间带来“双赢”,但有时也会导致一方收益而一方受损。这就意味着即使各国政府为了更大更长远的繁荣必须推行开放政策,但也须要为在全球化进程中遭受损失的人提供相应支持。通过反全球化来解决公平失衡问题只会适得其反。政府的做法不应该是保护特定工作或保护那些工作带来的产品,而是应该通过再分配政策、安全网、人力资本投资、累进税制及转向新经济机遇的机会,帮助那些受全球化负面影响的人改善自身境况。

5. 建立创新生态远非局限于研发。

创新已经成为所有发达经济体势在必行的选择,也是越来越多新兴经济体的关注重点。但是在我们研究的140个国家中,创新能力是其中的77个国家最为薄弱的领域,像德国、美国和瑞士这样的创新强国仍然是个例。尽管科学出版、专利申请、研发支出和研究机构仍是发展创新能力的重要方面,但并非全部内容。好的想法要想实现商业化应用,还有一些“软性”因素同样重要。其中包括企业拥抱破坏性想法的能力(美国在此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对于创业风险的态度(以色列在此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劳动力多元化程度(加拿大在此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以及企业的扁平化等级结构(丹麦、瑞典和其它北欧国家在此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6.技术只有与其它因素相结合,才能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虽然技术并不是尚方宝剑,但是实现增长和繁荣的关键工具,因此技术的分配和治理就变得至关重要。利用技术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承诺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兑现。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智能手机数量最多只有45亿台,还有超过一半的人从未有过上网经历。关键在于,各国要为尽可能多的扩大信息通信技术的覆盖人数。同时,仅仅依靠技术来解决所有问题并非正道。对于很多最缺乏竞争力的经济体而言,经济增速缓慢的根本原因仍然是那些“古老的”发展问题,比如体制、基础设施和技能。低收入国家要想从以技术为基础的跨越式发展中获得一条新的发展路径,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7. 制度仍然重要。

制度包含安全、产权、社会资本、制衡机制、透明度和道德、公有部门的表现及公司治理。制度的问题仍然是阻碍很多国家竞争力提升、妨碍社会发展与人民福祉的阿喀琉斯之踵。在被研究的140个国家中,其中的117个国家在制度方面的表现都成为其整体竞争力得分的拖累。各国政府须要关注作为生产力构成要素之一的制度环境,既有传统方面,也有新的方面。例如社会资本——一个宽泛的概念,包含个人及社会关系的质量、社会规范的强度及公民参与水平——这一项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得分最高,而挪威在新闻自由这一项得分最高,芬兰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得最好。

8. 基础设施与金融体系也是如此。

交通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水运及航空)质量高、覆盖范围广,还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能够降低运输和贸易成本,促进商品和人员的流动。很多国家现在仍然缺少这些基础设施中的基本要素,导致竞争力的提升受到阻碍。金融体系对于几个经济体而言,仍然是相对薄弱的领域。芬兰、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瑞士、卢森堡和挪威拥有最为稳定的金融市场(得分均高于95),而印度、中国大陆、俄罗斯和意大利——得分全部为84及以下——是G20集团中,在金融体系方面较为薄弱的国家。

9. 在当今不断变化的时代,需要保持敏捷。

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变革和纷乱,所有利益相关方——包括个体、政府和企业——的良好适应性和敏捷度将成为成功经济体的关键特征。特别是对于政府而言,“面向未来”的举措包括让法律框架与数字化商业模式相适应,创造稳定的营商环境,有效应对变化,拥有远见。新加坡政府是对未来准备最充分的政府,其次是卢森堡和美国政府。阿联酋和其它四个海湾国家及马来西亚也位列前十。另一方面,巴西、希腊和委内瑞拉则成为了对未来准备最不充分的几个国家。

10. 同时实现平等、可持续及增长是可行的——但是需要积极主动且有远见卓识的领导力。

全球已达成共识,我们需要更完整的经济发展模型,为所有人带来更高的生活标准,尊重大气边界,同时不会对子孙不利。尽管公平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权衡,但是全球竞争力指数4.0版的得分及环境指标之间的关系就没有如此确定。虽然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有着最大的生态足迹,但是它们的效率却是最高的(其每单位GDP的生态足迹是最低的)。因此,迫切需要各国领导设立长期重点,以积极的行动在公平、可持续性与增长之间建立良性循环。

作者: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

世界经济论坛新经济与社会中心总监,Saadia Zah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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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万鸿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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