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张、恐惧与猜疑笼罩着当今的全球贸易环境。过去70多年来主宰国际商贸流通的多边贸易体系正面临着威胁其相关性与存续性的考验。在众多影响因素中,作为传统贸易体系守护者的美国造成的影响最大,正引起巨大变革。特朗普政府通过抬高关税、阻扰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WTO Appellate Body)新法官任命的甄选程序,以及让相关国家通过促进购买、减少出口的方式来“打理”贸易,明确表明了如今的贸易已不同往日这一事实。

有人认为,我们只需熬过特朗普执政时期,之后万事皆可回归正常状态。他们断言,随着白宫新政府的就任,美国将重回贸易角逐,而世界贸易组织中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虽不完美,但也将持续盛行。但事实上,这些人错误解读了贸易形势。

多边贸易体系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初始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简称GATT)的签署,后由世界贸易组织于1995年继承发展。在促进世界经济繁荣、创造全球经济机遇、帮助数百万人民脱离贫困和维护全球稳定等方面,该体系屡创奇迹。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体系开始面临严峻且持续增长的挑战,如今已到达了紧要关头。简而言之,相关的规则并未与全球重要的发展事宜比肩进行,例如:主要新兴贸易国的崛起、技术的进步以及新型贸易壁垒的扩散。

上一轮全球贸易谈判结束于25年前,自那时起,世界贸易组织鲜少达成成功谈判。后续开展的双边与集体贸易虽然也取得过一些重要进展,但却未能成功应对上述挑战。

此外,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公民认为多边贸易体系剥夺了其公民权,主要体现在收入差距的拉大与高薪工作的丢失。这种情绪在美国与欧洲最为强烈,而距离其蔓延至其他国家,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根据传统观点,在此类关键节点上,美国总是期望能占据主导地位。但显而易见,特朗普政府对该地位没有任何兴趣。

我们现在正处于重新审视现有贸易体系的关键时刻,这是必要且早就该进行的。如果希望让这一基于规则的体系继续保持其可行性与相关性,则亟待变革。但变革的程度仍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基于此,特朗普政府主张对该体系进行彻底的变革与再平衡,而其他国家则倾向于仅调整非主体部分,让当前体系保持原状。

那么,是否有第三种可供选择的途径,可以在搁置贸易争端的基础上,让贸易体系重回正轨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又该如何展开呢?

下文将就第三种途径提出五点建议,所有建议都是建立在确保能获得贸易利益、维持这一基于规则的体系,以及该议题多方辩论者所提出的大量疑虑的基础之上。

1. 为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定规则。当前的中美贸易争端显示,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大经济体,其经济体系在多个方面分化加剧,而非相互融合。有鉴于此,现在是时候要接受该现实、制定共存协议了。谈判应该着重确保国家主导型经济体中的企业、产品和服务不会扭曲国际贸易或损害该体系中的其他参与者,而非推动瓦解中国所主导的经济体系。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在工业补贴和其他财政援助、国有企业运营以及产能过剩等方面建立更详细的准则。欧盟、日本和美国在5月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明确了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开端。该《联合声明》也应当成为与中国和其他重要贸易伙伴开展合作的基础,以即刻在相关领域内制定新的规则。

2. 着眼未来。令人不解的是,贸易谈判往往专注于处理过去的部门与产业。早在21世纪之初,电子商务便已开始腾飞,而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代表却仍忙于降低制成品关税和农业补贴。

相较之下,双边与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在同步适应科技发展方面做得更好。当前,我们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风口浪尖,技术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破坏,让现有的贸易体系难以紧跟其突飞猛进的步伐。因此,贸易谈判代表们目前迫切需要将关注重心从传统产业部门中转移,迅速制定相关贸易规则,以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

增材制造、机器人技术、新型车辆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将让许多人质疑当前基于规则的体系中的基本原则,这包括大多数贸易协定中所涉及的商品与服务的传统区别、确定产品来源的规则,以及竞争标准的出现。在此基础上,世界贸易组织应召集资深的贸易专业人士,就更新或重新思考贸易规则提出具体建议,进而让这些规则与新兴技术更具相关性,也更卓有成效。在国家政策落实之前,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一举措也将成为在该关键领域开展谈判的良好开端,让国际性折衷处理更难实施。

3. 退出最惠国待遇(MFN)义务。根据该规则,无论经济体的参与度如何,贸易谈判的结果都应适用于所有经济体。最惠国待遇在战后时期便得到认同,当时,各国都希望促成自身贸易的最大化自由,并防止世界退回到由各个贸易集团分别主导的境地。最惠国待遇义务的例外情况是包括“绝大部分贸易”的自由贸易协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放弃针对单一部门或部分经济的贸易。虽然最惠国待遇在过去有一定的作用,但却无法适应当今的贸易环境,实际上也阻碍了新兴市场开放的“多边”举措。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既要同意开放市场,又要让利益惠及那些关闭了自身市场的参与者呢?退出最惠国待遇一举也将刺激针对汽车产业、医疗技术和环境技术等领域的特定部门协定,因为相关方知道,协定参与者不会为“搭便车的人”提供好处。

4. 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处理机制。世界贸易组织面临的直接挑战是其争端处理机制的可行性,尤其体现在美国阻扰其上诉机构任命新法官甄选程序一事。随着该上诉机构待处理案件数量激增,而审理法官越来越少,我们无疑将直面一场风暴。美国的主要关注点是,该上诉机构重新阐释相关协议所规定的实际义务,超出了其审查世界贸易组织专家组决议的职责范围。但令许多人沮丧的是,虽然美国对此多有指责,却未能提供一个改革该制度的替代方案。现在,美国及其他经济体都应该建设性地开展工作,改革相关程序。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各国将受到激励,越发倾向于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5. 召开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ILO)联席会议。为了确保这一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的可行性,我们有必要更好地消除那些认为自身利益受损的群体的疑虑。对世界各国而言,无论其规模与经济结构如何,解决劳动力问题将变得愈加重要。这将有助于减缓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开展国际对话或许可以成为各个政府达成积极倡议的重要举措。而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之间的常规会议也能让其成员国就工人培训、下一代劳动力教育、为帮助落后者而设的社会安全网项目等方面分享经验。

现如今,关税战已经受到世人瞩目,全球的关注重心也集中在了贸易上,而这个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正受到打击。对此,无论是袖手旁观还是仅对非主体部分做一些轻微的改革,其做法看似诱人,但实则是目光短浅的行为。最好的方法是让各国都可以参与其中,提出有一定影响力、相关性与包容性的倡议,处理反映当今现实而非拘泥于20世纪40年代战后情况的问题,并推动该体系迈向下一个世纪。

作者:Wendy Cutler,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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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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