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妞是一名来自农村的职高学生。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她一直受到健康问题的困扰:经常头痛,畏寒怕冷,视力下降。

在一堂心理课上,老师让大家跟随自己的想法自由画画。三妞画的似乎是一幅自画像:一个与她年龄相仿、扎着马尾辫的少女,穿着一件粉红色的上衣,正从左边向右走。但接着,她用黑色蜡笔填满了画面的空白处,在下面写了一行字:一团迷雾走不出去。

虽然同学陪着她去看了医生,但医生对她描述的症状也束手无策,似乎它们不是由普通疾病引起的。医生建议她进行心理咨询。这个心理课堂的组织者是红伞心理援助计划,于是,志愿者香被邀请与三妞见了面。

非营利性的红伞心理援助计划启动于2015年,致力于在广大农村地区进行针对留守儿童心理和行为问题的预防和干预。同年晚些时候,红伞儿童专项基金会正式成立。该公益组织的一个主要工作是为志愿者提供系统培训,然后在全国各地学校中组织团队心理援助活动。

红伞计划心理课堂的日常活动
Image: 红伞计划

在二人见面之前,香已经听说了很多关于三妞的事情。老师说她经常哭,容易受到惊吓,常常失眠,学习成绩也不佳。不过,所有这些描述都比不上看到她本人那么生动。

“她非常渴望与他人交流,”香在活动手记中写道,“比如诉说自己如何头痛、失眠、健忘和痛苦,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能胜任,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不如人。”

当香告诉三妞不要克制情感,想哭就哭时,女孩却大笑起来,说:“哈哈,我隐藏着呢,有时候别人也会看出来,但是我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

三妞是典型的、落后地区贫困家庭中的“留守儿童”。我们对这个伴生于城市化进程的词语并不陌生。世界上不少国家已经或正在经历这个过程。国际上有许多关于劳务派遣国家庭模式的研究,其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开发计划署的一项联合研究就曾经探讨过墨西哥、厄瓜多尔、菲律宾和摩尔多瓦的出国务工父母对留在家乡的儿童的影响。

在中国的语境下,虽然不同的文件对“留守儿童”的定义有差别,但它通常指的是因父母中的一方/双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大城市居多)务工生活而留在家乡的孩子。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截至2015年,中国有超过6870万“留守儿童”。这个数字是基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来的。不过, 在2016年11月,民政部、教育部和公安部进行的联合排查显示,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的人数为900万。据悉,这2个数据间的差异主要来自一系列政策的改革成效,以及对“留守儿童”不同界定。在第二份调查中,只有父母双方均外出务工时,才将孩子视为“留守儿童”。

不过,无论采用哪种标准,这些儿童及其家庭的庞大数量都意味着这个问题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

参与红伞心理课堂的学生
Image: 红伞计划

三妞住在一个乡村小镇。她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他们都有自己名字,而三妞的名字似乎只因她是第三个出生的孩子而“随便取的”。父母可能并没有在意,但这一点深深地引发了她的自我怀疑,不确定如果不是家里希望有个男孩,她还会不会来到这个世上。

不过,当三妞因成绩优异而获得好心人资助时,家里人燃起了新的希望:“你要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坐到办公室里,为咱们家里争光!” 在这个自认“不受家里欢迎”的女孩心里,这个远大梦想在心中扎了根,像是一种“生存本能”,而这种对成功的渴望和来自家人的期许变相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

现实是残酷的,三妞没能考上重点高中,这意味着“考上大学、坐进办公室”的梦想或许渐行渐远。姐姐虽然很爱她,但将她的成绩归结于“不肯用功”。父亲甚至责怪她说:“你太不争气。”

于是,三妞“病”了。像文章开头提到的,她总是感觉身体不舒服,但是医生也查不出她得了什么病。

“她的'病'似乎是一种保护机制,”香表示,“因为她意识到,当她'生病'时,家人开始关心她了。她也可以用生病来合理地解释为什么学习成绩上不去,从而减轻她对资助人的愧疚感。”香指出,愧疚感是心理能量中的最低一级,在所有负面情绪中,它对人心理的杀伤力最大。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早已引起了学者和政府的关注。一项被广泛引用的调查对湖南永州一个小镇的初中学生进行了心理健康测试,结果显示36.8%的“留守儿童”在测试中存在心理健康问题,而与之相比“非留守儿童”学生组的结果为20.8%。在诸多报道中,不少媒体援引数据称“三成留守儿童存在心理健康问题”。

但湖南永州的这项研究只是一个基于小样本量的调查,由中国青少年儿童研究中心在2014年进行的一项大型调查收集了来自湖南、江西和贵州等6个主要劳务派遣省的信息,发现4至9岁的“留守儿童”具有比“非留守儿童”较高的负面情绪,包括烦躁(46%)、孤独(39.8%)、不开心(37.7%)、无缘无故发脾气(19.7%)等。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斯科特·罗泽尔(Scott Rozelle)长期关注中国发展进程,曾经对农村与城市在儿童发育上的差距进行深入研究。在他参与的一项研究中,超过70%的儿童在标准化测试中表现出了心理健康问题的迹象,比如感到焦虑和抑郁。

“我们需要澄清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留守儿童’并不是‘问题儿童’。他们是一个容易受到心理困境影响的弱势群体。”红伞儿童基金会的创始人朴婧女士告诉我们。

“首先,监护人的缺失本身就是价值引导者的缺失。第二,监护人的缺失直接给孩子造成了很强烈的‘被抛弃感’。基于这两个原因引起的认知,在环境或者处境变得恶劣的时候,事态就会变本加厉。这是我们看到的、每一件跟留守儿童有关的事故的内在逻辑。孩子本身就很脆弱,一两个负面情绪很容易被夸大和变成全部。”她补充说,留守状态造成的影响是长期的,且不可逆转。

红伞计划志愿者的会议
Image: 红伞计划

今年4月19日至5月31日期间,美国在美墨边境实施的“骨肉分离”政策将约2000名儿童与他们的父母强制分开。虽然政府随后撤消了决定,但这个措施已经受到了全世界的谴责。科学家称,即便存在的时间不长,但这项政策迫使这些儿童经历了“毒性压力”(Toxic Pressure),这是一种儿童在无助时经历的创伤体验。在年幼时,生活中很多事情对儿童来说都是压力,比如恐惧的情绪、甚至饥饿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需要成年人在身边陪伴并且给予他们引导。即便是很短的时间,“毒性压力”给孩子造成的影响,同样是不可逆的。

在全国心系系列活动组委会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工作人员走访了十多个省的54万户家庭,收集到3万多份问卷答案,结果显示28.5%的在外务工父母已经“离家5年以上”,另有37.8%的父母离家时间“超过1年以上”。即便是在“离家不到一年”这个类别中,大多数受访者也表示,现在孩子还小,等他们长大一点后就“极有可能”去城市务工。

在离家时,这些父母中的许多人甚至没能以远程形式给予孩子支持。这份调查结果显示,21.1%的父母通常每个月与孩子联系一次,4.9%的父母每年与孩子联系一次。由于某些原因,1.3%的父母从未联系过他们的孩子。

不难想象,父母角色的彻底缺位对孩子将造成多么致命的结果。贵州省一个叫毕节的地方,与“留守儿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12年,5名小男孩死在一个垃圾箱中,当时他们在垃圾箱中点火以驱寒。另一场悲剧发生在2015年,一家四口兄弟姐妹,包括年龄在5至14岁之间的一名男孩和3名女孩,因喝下农药而身亡,警方不排除自杀可能性。媒体的追问发现,前者的根源是贫困,而后者则极有可能是监护人失职造成的恶果。

不过,近几年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微信等应用的普及,大大降低在外务工父母与家乡联系的成本,便于他们与留守家中的孩子联系。

在这些孩童中,11至13岁的年龄段对培养儿童的价值观至关重要,这也是红伞计划的目标群体。基于积极心理学,他们创建了一个可行的、“接地气”的教案,在团体活动中引导和激励学生。在这个计划中,每个班级将由5至6名辅导员来引导,1位主讲老师和4至5名小组老师互相配合为孩子们上课。这能确保每个孩子都得到直接的沟通机会,是红伞计划的特色之一。

回到红伞心理课堂,另一个参与项目的小男孩小瑞正在画画。志愿者在以“幸福”为主题的绘画活动上注意到他。在图片中,他画了两个坐在秋千上的人,左下角是一张哭泣的脸庞。

“这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志愿者问。

“他们在坐秋千,我在哭,因为我从来没有坐过秋千,我也想和他们一样。”他说完就立即开始担心:“老师,我是不是画错了?”

“你没有画错。画得很好。”志愿者告诉小瑞自己和秋千相关的旅行故事来安慰他,鼓励他给这幅画加上一些让他开心、对他来说很宝贵的东西。很快,这幅画上多了太阳、彩虹和一个女朋友。

小瑞的画
Image: 红伞计划

在红伞计划的工作中,这是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的对话。在其他由学校或地方政府设立的留守儿童活动室或志愿项目中,这样的对话也常常出现。 2016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一项指导意见,呼吁地方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工作者共同建立一个帮助留守儿童的系统。社会工作者如果发现或怀疑留守儿童成为家庭暴力或其他形式虐待的受害者,则必须向有关部门报告。

该指导意见还规定,16岁以下的儿童不得独自生活,即便是特殊情况,也应由亲属或其他责任人照顾。指导意见敦促当地政府和接受外来务工人士的企业对此进行监督。

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享受了现代化和城市化的经济成果,但也面临一些伴生的问题。不少专家“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源归结于“乡村衰败”和“户口”制度。

为了响应政府的指导意见,安徽省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希望通过提供当地就业/创业信息、专业培训和推行优惠政策,帮助农民工返回家乡工作生活。宁夏则力图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要求当地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允许符合条件的学生在本省参加中考和高考等。

这两种思路针对的就是上述提到的问题:一方面振兴乡村,让更多人留在农村;另一方面改革户籍制度,解决儿童随父母迁移的障碍。不过,考虑到背后复杂的经济问题,以及在劳务输入省份实行户籍制度改革将会面临的资源冲突,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我们无法改变他们的留守状态,”朴婧说。 “但心理干预就像疫苗一样,我们教给他们正面突破这些问题的方法,比如如何面对和理解困境。当他们从心理上越过这个坎,就会好受很多,生命质量也会不一样。国家为改善留守儿童的处境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在我看来,在心理干预方面还需要做更多。”

资料来源:

2007全球移民与发展论坛,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 农村初中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研究,郭文姣、黄俊伟,《社会心理科学》第26卷,总第119期,2011年第1期,总第081页

3. 《不一样的成长——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研究报告》,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4. 儿童与父母分离经历“毒性压力”, 世界经济论坛https://www.facebook.com/worldeconomicforum/videos/this-is-what-happens-to/10155431102436479/

5.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活动调查分析报告,全国心系系列活动组委会

作者:Karen Liu,Formative Content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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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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