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前景尚不明朗，但我们早应未雨绸缪

未来10年，在发达经济体中，人工智能将会在各个领域替代人类，近半数的工作岗位将不复存在，牛津大学马丁学院的一些专家也持相同的观点。另一些人认为，尽管人工智能会带来一些实际的影响，但范围不会太大。OECD预测，人工智能只会造成10%的工作岗位的流失。

机器取代人类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200年前的工业革命正是这一趋势的开端。从此，这一进程不断加速，为人类带来了现在的繁荣。被机器所取代的劳动力会转移到其他行业，总体的经济产出不减反增。然而，这次也许会有所不同——至少在两个方面，人工智能会给雇主与员工带来挑战。

人力资源贬值

工业革命带来了机器化生产，解放了劳动力。技能严重匮乏的工人们被机器所取代，他们也因此丢掉了收入来源。但通常这种情况并不会持续很久，因为他们很快就能找到新的工作——新的科技总能带来新的工作岗位。而恰恰相反的是，在这场人工智能革命中，被取代的是具有相当技术的劳动者。获取技能本身的代价就很高，因此，这些劳动者所受到的影响会更加严重。

以美国的医学生为例。他们毕业时，通常会背负30万美元的债务。对于获得医学相关知识、技能来说，这可不是一笔小数字。如果AI的出现使得这些技能大规模“贬值”，这些学生该何去何从——电脑能听能说，还连接着用于检查血液的机器；扫描仪得出的诊断结果比受过最优秀训练的医生还要精准。恐怕，这些学生只能去当瑜伽教练，努力赚钱还清债务了。换句话说，快速发展的AI技术也同时放大了人力资源投资的风险。

不仅接受技能训练的人们会面临风险，培训者也同会面临类似的风险。大学是否应该重新分配资源——减少医学、法律、工程等领域的开支，因为AI能够很好地处理相关领域的问题，转而投向AI暂时还无法处理的科目，如文学批评？公司是否应该放弃冗余的培训项目？科技发展的速度越快，机器能够做到的事情越多，人力资源方面所面临的风险就越大。

选民的爱好

现在的西方人很难想象19世纪工业革命所引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数个世纪以来的工作方式以及社会架构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就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曾经，我们生活在有限民主的时代——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极小。政府并不会试图掌控宏观经济，他们也不会出台政策干涉诸如就业等经济布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经济大萧条之后，这种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已经被各所抛弃。选民们期待政府能够掌控经济大局，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如果工业革命发生在今天，政治家们一定会比19世纪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19世纪早期，大批英国失业者（即“卢德主义分子”，通常指厌恶新技术的人）砸毁了机械纺织机。如今，世界各国的政府官员禁用Uber，使得出租车司机不至于失去他们的工作——二者其实并无差别。AI影响了人们的就业以及经济的发展，政府自然而然地就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尽可能减小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政府干预的后果难以预测，也为AI行业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比尔·盖茨表示“机器人”应该纳税，政府也有可能采取措施阻碍AI的普及；另一方面，AI企业可能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他们需要为因AI的出现而失去工作的人提供职业培训，或是继续支付他们的工资。

为了应对上述危机，很多公司做出了类似的承诺——他们知道政府早晚会出台相应的政策，“强迫”他们这么做。这将会为企业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如果他们需要因AI的出现而裁员，他们就很难与那些新兴的、不需要裁员的公司竞争。但不论如何，新兴的技术以及使用这些技术的公司，仍然会继续发展。

未来的劳动力

AI将会改变很多行业，如机械、法律、会计、银行、保险、工程，甚至是管理咨询。对于这些行业的管理人员来说，最为艰巨的挑战就是如何妥善对待其员工——公司对劳动力的数量需求也许会更少，种类也会发生变化。

公司需要的劳动力种类将不仅仅由AI的发展情况决定，消费者偏好也会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对于某些服务行业来说，人们仍然更倾向于与真正的人类进行互动，即使机器能完成同样的工作。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例如，很多人都认为，如果患有精神病，他们更希望由机器做出诊断，而非人类。因为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到过于尴尬，而且机器不会对他们撒谎。消费者们也许会在AI和人类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分界线，而这条分界线也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企业需要什么样的员工。

画出了这条分界线之后，能够设计、维护、使用AI应用程序的人就会变得更加抢手（除非AI能代替人类完成这些工作）。然而，需求大幅上升，供给却并非以相同的速度上升。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人们需要大量时间才能获得这些技能，真正的问题是西方社会老龄化的程度在加重——50岁以上的人恐怕不会像年轻人一样对AI感兴趣。（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