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幻莫测的未来已经阻碍了经济增长：我们现在就要做出改变

英国人自己选出来的政府已经错过了修改游戏规则的时机。

今年二月我注意到，考虑到2016年一年间的政治动荡，去年年底的全球经济在经济周期中处于一个比大多数人之前预想的要强劲的位置。这股上行的劲头在2017年第一季度继续保持。根据最新的一些“实时汇报”型的指标显示，世界的生产总值增长率将会超过4%——这大概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好表现。

然而，许多观察者——还不只是那些一直以来都持悲观态度的人——都反驳说这些证据仍然并不确凿，而我们无法得知当前的经济形势能够维持多久。确实，2008年后漫长的恢复期中也曾有其他的经济增长期，但最终增长势头还是渐渐消失，重回停滞。

为刺激长期经济增长，必须加大商业投资。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之前“短命”的经济加速期中，非住宅用固定资产投资正是缺失的关键，尤其是在西方经济体中。

没人能确定前几年非住宅用商业投资没能带动经济复苏的原因。但我怀疑，在这个问题上，稍显悲观的传统智慧是不适用的。

传统观点认为首席执行官是十分小心谨慎的，他们已经不认为长期投资还“值得”了。他们面对的不确定性很多，比如过度的管制、难以承受的公司赋税、过高的债务水平、不稳定的政策、反全球化的政治浪潮，以及对美国以外（甚至美国国内）的消费水平能否维持下去的质疑。

另一个不那么悲观的观点认为，2008年后的世界经济是无法避免与美国消费者引擎脱钩，并适应新兴消费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崛起的。当这个过程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了”。

我倾向于后者的说法。就像我今年三月份指出的那样，中国经济在2017年第一季度表现惊人，而且第二季度似乎也会延续这样的势头。事实上，中国最近的月度数据显示出了经济增长加速的迹象，尤其是消费这一块。同时，第一季度的数据也表明，中国消费者即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面对数字，悲观主义者坚称中国近期强劲的经济表现只是暂时的——其背后是更加不可持续的增长动力。他们认为，即便这种增长真的持续下去，中国政府也不会让西方企业——极悲观主义者认为，甚至包括中国企业——从增长中获益。但不论悲观主义者对中国的见解是否正确，有一件事情都是很奇怪的：当世界经济增长引擎不在中国而在别处，比如美国、欧洲（尤其是德国）时，商业投资也没有什么起色。

我曾作为英国政府的《抗菌耐药性评论》的领导，不得不增加对制药工业的了解。对于微观经济学的力量——以及基本的常识——我有一些自己的见解。

想想看，未来总是也总会是难以预料的。但最大的经济泡沫恰恰出现在形势不太难以预料的时候——当人们确信未来一片光明的时候。过度确信未来或许是2000-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和其他的许多经济泡沫背后的原因。

但也多亏了有这么多信息（包括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现在我们知道未来永远都是不确定的，西方（和许多新兴国家）企业的做法是完全合理的，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之下。为什么这些企业的领导者会想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做投资呢？为什么不直接给那些苛刻（但往往喜欢规避风险）的投资者分红就好了呢？或者买点自己公司的股票回来（以提高价格收益率，同时还能增加自己的收入）不也挺好吗？

最终，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不好惹的投资者皆大欢喜。可不幸的是那些公司的员工，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没从自己的薪水和养老金里得到一分红利（事实上反而还被西方国家政府债券的低回报率侵蚀了不少）。

首先，我们需要更新我们的税法，使得债券发行远远不及现在吸引企业领导者，尤其是在目前发行债券的收入还会再用来购买公司股票的情况下。底线是，回购公司股票不能比支付股东真正的分红收益还要简单。至少这样，所有的股东都能受益，而不是只有那些内部的高级管理人员受益。

进一步来说，这些管理人员的收入也不应与短期的股价目标挂钩。更多的投资者应该要求改变激励方式，反映真正的长期策略。

为此，挪威主权财富基金（the Norwegian Sovereign Wealth Fund）最近发声支持进行上述的变革。其他大型投资机构和政府决策者也应该有样学样，从企业背后推上一把。如果我们改变了激励政策，可能真的能见到商业投资的一次回潮。

作者：

Jim O'Ne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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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世界经济论坛博客翻译小组•李雪。

责编：刘博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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