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丰碑。用城市来界定一个文明,可谓再适合不过:说到古希腊文明,就是雅典;说到青铜时代印度河谷文明的顶端,就是如今位于巴基斯坦的摩亨佐达罗;而说到当今的日本,那也就是东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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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来自国外的旅行者而言,城市不仅是他们的歇脚之处,更能让他们窥一斑而知全豹、领略到一个国家的特质。同时,自贸易和政治开始兴盛之时,城市也成为了贸易、制造业的发源地和行政中枢。

在1800年,全球城市化率只有3%。这一数字在1900年增长到了14%,2000年则达到了40%。预计在2050年,全球将有超过7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当中。城市管理者们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在不降低生活质量的同时,让城市住下更多的人——毕竟生活品质的改善,是吸引人们移居城市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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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首先降低了商品、人员和思想流通的成本。城市让政府能够更方便的提供公共服务。即便在紧急时刻,纽约也能够维持电力供应稳定。这座城市拥有世界一流的医院和大学。纽约地铁凭借着城市中引以为豪的无数公共空间和文化中心,而得以维持大量客流、保证盈利。在《经济学之城》(City of Economics)一书中,布伦丹·奥弗莱厄蒂(Brendan O’Flaherty)指出,城市只有在保证有利产出多于不利产出时才能存续。

在20世纪,交通成本大幅降低的背景下,城市所拥有的区位优势开始逐渐丧失。城市的未来取决于替代面对面沟通的交流方式,会不会减少个人交往需求?或者,新的技术能否孕育一个更加“互动”的时代?

第一批全球都市

新加坡、伦敦、迪拜、香港和纽约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完成了自我转化,变成了真正的“全球都市”。他们以前就是重要的贸易中心,但如今已经变身为了全球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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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美国现实主义画家乔治·韦斯利·贝洛斯

当制造业正在发达国家消亡之时,上海和深圳却分别发展成了巨型制造业都市。这大多是由于中国政府提供的良性政策、融资和基础设施条件;自然地,由于这些优势条件,这两座城市在国际制造业转移浪潮中承接颇多。至于其他既有城市,则拥有成为港口、通过贸易发挥影响力的区位优势。

硅谷和未来城市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不再以地理为界限。离海路和陆路运输通道的距离远近将不再成为优势。企业将设立在在能人聚集的城市,而人们也将不再被束缚于某一地点。他们将凭借社会、文化喜好以及工作机会决定居所。第四次工业革命指的是基于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大规模工业的崛起。由于活动能够得到实时监控,随后产生的数据也能即时用作改进服务的提供,城市的生活环境将变得更具响应性。

硅谷就是这一高科技工业集聚现象的极佳代表。尽管硅谷不是一座单个的城市,但它恰如其分的勾画出了创意依赖型经济的样貌。通过笼络高技术人才,硅谷以创新为动力,成为了全球创新和实验领域的标杆。

诸如纽约这样的城市,也建设起了它们的“硅谷”;而诸如底特律这样不做出改变的城市,则陷入停滞、逐渐衰亡。这对于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有借鉴意义。

首先,每座城市都必须明确自身的竞争优势,是制造业还是金融等等。其次,必须有定向投资跟进:以迪拜为例,相关部门为了将其建设成航空、商业和旅游枢纽而进行了大量投资。之后,城市必须留出一定的公共空间,以供人们进行交流——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纽约曼哈顿心脏位置、被摩天大楼环绕的中央公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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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来源:Flickr/Werner Kunz

最后,城市要是没了高密度的社区,就什么也不是。这就需要医疗和交通配套设施建设能跟得上。更完备的基础设施能减少汽车的人均用量,打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交通,自然也能降低人均出行花销。

不平等是本世纪城市面临的最大威胁

不平等,是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的最重要的社会关切。这一革命中最大的受益人,是包括发明家、投资者和创客在内,拥有有形和无形资产的人。那些单纯付出劳动力的人将可能认为自己可有可无、容易被抛弃。如今政策制定者和一般公众,都将第四次工业革命视为一种良性变化。而如果我们意识到了这种变化,我们就可以做出行动。如果人们对未来的变革有着一定意识、同时又有相关的机会,人们必定会选择学习新的技能来强化自己。

现在已经有些智慧城市的样本,能够证明哪些事有可能发生了。巴塞罗那的CityOS技术平台通过持续获取城市环境的实时数据反馈,来规制能源消费、自来水用量和垃圾处理。韩国的松岛国际都市,在建设之初就在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中集成了智能设计。建设更好的城市并非易事,但各国采取的广泛策略都大致趋同。

我们如何规划一座第四代城市?
“规划”这个词可能听上去带点负面意味,但这对于城市的生存和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在未来的任何一个变革中,政治经济都十分重要。人们应当要求公共空间、针对自动驾驶的规章制度、以及节能建筑等等。城市管理者不应将优步这类公司拒之门外,而应当立法规范自动驾驶汽车应当如何上路。当权者应当有能力自主推动改变。城市管理者应当能够基于对城市的优势和机遇进行分析,来确立城市的长期发展愿景。而以上所有这些都依赖于“权力下放”:在这一点上,其他国家可以向中国学习。

在中国,一座城市的领导拥有极大的权力,并对大多数本地区的规划负责。他们手中也握有相应的权力和责任来为城市项目的规划和执行创收。市长的表现可以通过GDP增长量等数据衡量。作为标准的数据有时也会随着国家发展的优先级变化而变化,换成像学生数量或者碳效率之类的指标。

一座城市的活力,最主要来自于经济活动。城市管理者需要利用自身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参与竞争。城市需要变得更能吸引移居者。其次是通达性,也就是城市如何让人们方便地出行,包括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和机场等等。在现代社会,互联网通达性也一样重要;而与之相配套的基础设施,例如稳定的电力供应也非常重要。第三,城市需要注重包括收入分配、政商参与便捷程度、医疗、教育与公安服务等社会架构方面的问题。最后,城市必须实现可持续发展,包括可再生能源、供水安全、垃圾处理和空气质量维护等规划的应用。

能限制第四代城市发展的,只有我们的想象力。也许未来,城市道路上会有自动驾驶的“拼车”、还会有能在高峰时段自动加开公交和地铁车次的智能公交系统、或者更聪明、更节能的新技术……未来城市发展的可能性无穷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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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斯里纳特·斯里达兰(Srinath Sridharan是印度Wadhawan集团管理委员会的成员。

翻译:达沃斯博客翻译小组·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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