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OC足够让人们兴奋,但要让变革教育的尝试真正成功,所需要的努力将难以想象。

21岁的刘鹏进入清华大学攻读研究生时,喜欢京剧的他很快发现,当时大部分京剧唱段还都存储在黑胶唱片和磁带上,数字格式的唱段资源极为稀缺,刘鹏于是决定尽其所能,将已有唱段转换成数字模式。他显然成功了:5年后的2004年,当他博士毕业离开清华大学时,他用来存储京剧唱段的FTP,已经变成京城票友在互联网上的一处精神家园。

“这可能是我做过的所有事情中最有意义的一件,我很享受分享的乐趣”。今天,已是搜狐公司高管的刘鹏依然在享受这份乐趣,现在,他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网络讲师,其在师徒网义务开设的《计算广告学》已经有3 000多名学生。这段经历让刘鹏更加看好在线教育的未来,“大规模网络公开课(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MOOC)也许真的将让学习发生巨变”。

确实如此,分享精神和网络正在迅速变革教育。尽管早在1989年,凤凰城大学(University of Phoenix)就已经让人们看到未来教育的雏形,但多年来,教育仍然更像网络热潮中一座安静的孤岛。直到edx和Coursera在去年声名鹊起,那些久负盛名的高校才终于意识到,他们习以为常的教学方式和商业模式正在变得陈旧和过时。过去几个月,即便没有任何商业模式,MOOC的课程资源和招生人数还是翻了几番,大学理应从中感受到至少一点点“恐慌”。

2013年3月,最后一次以北京大学校长身份出现的周其凤,就在卸任演讲中表达出类似的忧虑。周其凤认为,拥抱MOOC不仅关系到北京大学的教学科研质量和国际影响,甚至“关系到北京大学的生死存亡”。这并非危言耸听:没有老师可以接受自己在讲台上挥洒汗水,他的学生们却在讲台下躲在笔记本电脑营造的虚拟空间中,学习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或剑桥大学的课程。

任务最终被安排给了北京大学校长助理李晓明。在充斥着年轻面孔的网络世界,56岁的李晓明显得颇有些格格不入。但要领导这场关乎北京大学命运的关键战役,李晓明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在内心深处,李晓明深信,教育理应允许所有人随时访问任何可用资源;理应允许所有分享者都能找到对应的学习者;理应允许人们展示困惑,并让所有人知道他们正面临的挑战。

李晓明也不缺少尝试新鲜事物的胆量。1996年,在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做访问学者期间,李晓明全力促成了哈尔滨工业大学与雪城大学的合作:当时,哈工大的5位研究生借助网络,选修了雪城大学的一门课程并获得了相应证书。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尚属首次,“那时用的还是FTP,教学体验与现在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但李晓明也清楚,他即将面临的这次挑战与以往历次均大不相同。这次,他要做的不是完善教学方法,而是修正大学之道。

大学怎么了?

任何国家发展教育事业追求的都是三个目标:规模、效益和效果。我们总希望有更多的人用更多的时间接受教育,这就是规模;所谓效益,是指社会相对于投入可以得到的教育规模和效果;效果则相对复杂,教育的质量——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仅是其中一项,该指标中还包括素质培养和个性教育等多维内容,后者甚至在更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活力和创新力。

现在的大学却在背离这些诉求。不只中国高校,所有大学都热衷于提升或巩固国际排名,这导致高校对研究过分看重。这又带来一个新问题:学生们无法从沉醉于发表论文的教授那里学到真正的知识,从而提升判断能力与学术素养,教育功能的退化困扰着各个大学。

与1959年的13 757篇论文相比,美国高校现在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已经飙升至7万多篇。这当然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但浩如烟海的论文中其实不乏陈词滥调之作:在美国佛蒙特大学文学部2004年发表的16篇学术论文中,有11篇文章的被引用次数都少于两次。

中国的情况同样不乐观。在中国东部一所知名大学,一位化学教授先后有100余篇论文被SCI收录,但其中绝大多数论文都没有任何影响力。他曾连续3年在一本德国化学杂志上发表了39篇论文,最多时甚至在同一期发表6篇论文,而该杂志的“影响因子”仅为0.3。

显然,教育的效益与效果没能与规模一样提升,“只有在规模、效益和效果间找到平衡,教育才能可持续发展。今天,这个平衡就是互联网基础设施”。在一篇完成于2000年的论文中,李晓明提出了“两个30%理论”:本科教育的150个学分中,有50个学分可以借助网络获得;一门课程的60个学时中,有20个学时无需传统课堂帮助。对于这个当时尚显前卫的理论,李晓明认为还是过于保守了,“借助现在的技术,这两个30%甚至可以提高到90%。”

李晓明发表这篇文章时,邮政和广播电视还是远程教育的主要载体,网络的作用并不明显。但就在第二年,MIT率先将课件大规模上传到互联网,课程公开化浪潮随之席卷全球。“过去十几年,这场变革经历了开放课件计划(Open Course Ware,OCW)、视频公开课和MOOC三个阶段,”李晓明认为,“这三个阶段并非刻意设计,但又确实遵循着一定的逻辑。”

人们一度认为公开课已经是巅峰之作,因为它带来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体验。从优酷开始,网易、新浪等中国互联网公司都因引入国外公开课视频而获益良多。作为其中佼佼者,网易上线的公开课视频更是很快就接近700门10 000余集,其中国外部分占到约80%。

这些内容当然受欢迎。网易组织的线下活动——“网易公开课乐学汇”,在发出号召后的很短时间内,就收集到超过300份活动策划,并在全国70多个高校成功举办。“大家对知识的推崇让我们感动,很多网友都会不断追问公开课上线的进度,”网易公开课负责人赵琴回忆,“网易一直在追加投入来做这件事情。但距离完全满足需求,我们依然感觉太过遥远。”

“公开课更像精彩的讲座序列,它并不能解决教育中很多根深蒂固的顽疾,”李晓明认为,“公开课没能带来有效的互动,也无法保证学生的持续专注。”事实上,MIT单纯作为教育资源提供者而拒绝互动的做法当初也曾备受争议,正是这些争议促成了MOOC的出现。

而在MOOC时代,翻译又成了中国学生面临的巨大障碍。MOOC有明确的授课期限,来自网友的力量因而根本无法满足由此催生的翻译需求。现在,一段15分钟的课程仅翻译就需要3小时。加上后期制作,十几个人工作20小时才能让普通网友正常观看这些视频。

“国外对版权非常重视,对授权内容的二次制作往往要慎之又慎,这种二次制作对这些内容在中国本土的传播原本非常重要”。优酷教育频道执行主编袁璐也认为,国外优质公开课在中国的传播正遭遇一个不小的发展瓶颈,“除此之外,公开课需要一个纯粹的教育平台。但目前,国内网站多以娱乐内容为主。要在类似平台上推广公开课,难度可想而知”。

对于一场强调“即便千里之外也应尽快送达”的教育革命,受制于人就意味着成本太过高昂且永远无法回归可控区间;这又进一步意味着,最优的选择只能是中国人做自己的公开课。

商业化难题

“北京大学有全国最好的教育资源,理应为中国社会进步做出贡献,”李晓明对未来的教育格局充满憧憬,“我梦想着,北京大学每门课开课时有10万人报名,其中1万人最终修完课程并拿到相应的学分。这中间有100人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其余9 900人则来自天南海北、世界各地。”

李晓明清楚,中国已经没有比北京大学更好的实验田。“应试教育 + 半行政化”,正让中小学教育变得封闭,中国最著名的中学网校都要靠线下推广艰难求存,这与互联网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大多数中国高校也无法承担类似使命:他们或者缺乏师资,或者缺少市场经验,或者缺少必要的经济援助,周其凤曾坦言,对公开课建设而言,“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基础”。

这才触及了MOOC的核心。MOOC的创新不是学生可以在线接触知名教授,也不是可以让素未谋面的同伴相互学习,更不是论坛上开展的自我检测和日渐认可的学分,所有这些都早已实现。MOOC的创新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学生受教育的成本转嫁给未来的雇主。

这对于教育业的质变至关重要。纽约美联储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人在助学贷款上已经欠债 9 140 亿美元,这甚至比整个美国的信用卡债务还要多。中国面临的助学贷款压力稍小,但高考的惨烈同样闻名世界:在经历了连年的人数下降后,中国今年仍有912万人参加高考,但其中能够进入“一本”的学生大概只有50万。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免费教育梦想的背后,是一条巨大的财富链条。那些制作精良的视频耗资巨大;以录屏方式完成课程虽然制作成本低廉,但推广和带宽依然耗费惊人。过去10年,公开教育消耗了1.5 亿美元,知名高校和慈善组织成为这些巨额开销的最后付款人。

但慈善无法成就全部,一个持续亏本的创意很难变成一项可以动员所有资源的社会事业。随着受众不断增加,MOOC平台将无法单纯依靠慈善维持运转。摆脱慈善的另一个价值,是让MOOC走出“为下层社会准备替代教育方案”的阴影,成为一个日渐重要的、针对所有人的教育平台。

“要让在线教育融入现代教育,而非让二者对立。传统网络教育之所以受众广泛但质量一般,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弄清这个关系,”李晓明说,“现在,在MOOC开课的都是北京大学最好的老师。我们不会继续独占优质教师资源,只安排普通老师进行网络授课,这不是MOOC。”

很多人认为,MOOC将与网购经济一样遵循“供应商逐消费者而居,消费者逐产品而居”的模式。但基于网络的商业模式每隔几年就会发生深刻变革,以经验推算未来明显低估了网络的潜力。除去课程免费不可动摇,这个产业中的所有细节其实都还需要人们深入思考。

从邀请刘鹏开讲以来,师徒网的创始人宋波就一直在考虑这些问题。除去大学和门户网站,宋波们代表着在线教育领域的第三股力量:他们对商业化有原始而强烈的需求,因而也最渴望让在线教育从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公益事业变成一个可持续的商业项目。

“这是大势所趋,我不做也会有其他人来做。中国的高等教育有公益传统,但中国的培训机构一直是在市场竞争中野蛮成长起来的”。宋波认为,传统大学构筑的格局很难打破,那些专注于某一领域的垂直型在线教育企业因而更易生存,“我们现在有8 000学员和100多位申请开课的老师,这说明我们拥有开辟市场的群众基础,剩下的就是让这些变成现实”。

Coursera已经开始向修完全部课程,并需要证明材料的学员提供收费证书,李晓明也认为北京大学未来可以考虑这个方向;师徒网则在尝试将在线教育与人才招聘相衔接,专注于IT领域意味着他们能更好掌握学生和用人单位的状况,“人才市场一直缺乏真实信号,这个问题可以借助在线教育得到解决,”宋波认为,“在垂直型在线教育网站,这类操作更具可行性。”

即便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这一市场其实仍充满争议。有些人认为在线教育将令教育产业出现零和博弈(Zero-Sum Game)的局面,廉价的网络课程造成高等教育成本跳楼,传统大学将会被逼到绝路:好大学的科研经费将捉襟见肘,普通大学则可能走向崩溃边缘(零和博弈是指,参与博弈的各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的总和永远为“零”)。但也有人认为,这种悲观论调不值得特别关注:MOOC会拓展接受高等教育的途径,所谓负面影响根本不值一提。

但现实不可能非黑即白。教育世界一汪静水的时间已经太久,即便是那些心怀理想且对新生事物始终乐观看待的老师们,恐怕也不能保证可以适应这个突然开放并迅速变化的世界。

改变的不止大学,还有老师

幸而一切都不是平地惊雷,20多年的网络教育实践已经可以提供很多经验。如不能单纯靠学生自学,一定要有老师引导授课;课程持续时间应与大学教育一样,每周都要布置足够的练习;授课以10分钟左右并配有讲解的录屏为主,其间穿插测试以检验学生的掌握程度;通过论坛投票对问题排序,教师只回答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并鼓励同学互教互学。

不过,即便有这些金科玉律,还是并非所有老师都能适应角色的转变。

Coursera的“管理用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 for Managers),由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的理查德·麦肯齐教授(Richard McKenzie)主讲,学生人数37 000人。就在视频录制完成且教学已经开始的情况下,麦肯齐却突然宣布退出教学,理由是他无法保证授课品质。他认为,MOOC中的学生数量太多但质量无法保障,讨论区的发言太多以致学生经常分心,学生又抱怨作业太多,这使他无法确认学生能否达到他心中的标准。

对此,批评声不绝于耳。学生凯瑟琳·普伦德加斯特(Catherine Prendergast)认为,麦肯齐教授的做法有违师德。她指出,麦肯齐教授反感学生质疑其理性经济模式,还要有经济学知识的学生闭嘴,他要求学生买他写的教科书,学生不配合,他就撇下求知若渴的学生负气出走。

“让一个教师一边想象他正在给数万学生上课以增强荣誉感,一边又让他保证如同在给一个人上课以保证个性化,这本身就需要一个过程”,宋波表示,“我们现在只知道控制视频时间以保证网友的持续关注。但对如何设计课件,如何规划课堂,我们的经验确实还太少。”

不过,可供等待的时间已非常有限。现在,完成率是MOOC面临的最突出问题,这关系到MOOC是否具有可持续性。2008年的第一个MOOC平台coursera有2 200个注册用户,但其中的活跃用户只有150人。一位教育学家甚至因此质疑了Coursera的前景,“Coursera的教学方式有悖于其对良好教学理念的承诺。它被分割为一个个15分钟的小模块,每周设计一个问题来测验学生的掌握程度,这是典型的学院式授课。问题除了多选题就是数值输入题,学生几乎不能从作业中获得任何有益的反馈,那些课程创建者明显完全不具备教学法方面的知识”。

Coursera的改进之道同样没能赢得教育界的赞誉。它设计了一个通用的操作指南,然后把课程设计的任务交给每一所参与该计划的学校。Coursera的组织者们似乎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课程质量会自动改善。但人们很快发现,很多学校改进课程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学生,而只是担心蒙受经济损失,这意味着它们参与MOOC只是因为他们害怕落伍。

在这里,认证再次被赋予重要意义,人们希望这能有助于完成率的提升。“在完成率上,MOOC确实面临很大挑战。没有认证,很多学生无法坚持到底;即便有认证,学生也可以让机器自学,然后找人替考,维护证书的公信力同样是一个挑战”。李晓明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我们需要有人开发相应技术或者提供相应解决方案”。

师徒网曾经尝试在视频播放过程中插入随即测验,用户只有回答正确才能继续收看视频;现在,他们又在尝试在授课开始前对用户收费,那些最终完成课程的用户会得到全额返款。“所有尝试都还需要检验,”尽管一直在努力提高完成率,但宋波对完成率的态度反而比较开放,“免费决定了人们不会在选课和退课时过分认真。由于学员基数很大,较低的完成率其实也并非灾难。如果完成率真的达到10%,那已经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

不只宋波,很多亲身参与在线教育的人都认为这些问题不值得过分忧虑。因为他们已经看到,新的教育方式正在兴起,传统教育正走下神坛。人们虽然无法对具体路径多做预想,但仍可以未来抱以期待:只要愿意尝试,教育的蜕变就可以成为这个时代的印记。事实上,正是对分享的追求,让李晓明、刘鹏和宋波在几年间相识,并共同探索MOOC的可持续之路。

“北京大学的目标是,在2013年秋季学期推出首批MOOC,在5年内开设100门MOOC课程。目前新学期,我们有17位老师都在准备,但需要通过审核后逐步开班。很多老师都跃跃欲试,其中理工科老师最积极,毕竟理工科知识最适合互联网的碎片化传播”。谈及MOOC的未来,李晓明显得比所有人都乐观。作为目前可以撬动全国最好教育资源的人,李晓明发现教师群体本身并未消极迎接或者排斥这场变革,“这是公开课获得成功最重要的先决条件。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其实只是如何协调老师们的时间”。


作者:刘洋, 是环球科学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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