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移民危机暴露出正在进行的关于经济不平等性的争论的一个根本性缺陷,这也是令人瞩目的伪善。真正的进步分子难道不应该支持全世界所有人机会平等,而不是幸运地生长于富裕国家的人才有机会平等?

许多发达国家的思想领袖鼓吹一种应得权利(entitlement)思想。但应得权利止于国界:他们认为在个体国家内进行更大规模再分配是绝对必要的,但新兴市场或发展中国家的人不在此列。

如果说当下关于不平等性的担忧完全属于政治范畴,那么这一内向视角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穷国公民无法在富国投票。但富国不平等争论的论调有悖于一个道德标准,它心安理得地忽视境况差得多的数十亿其他地区的人。

我们决不能忘记,哪怕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停滞,富裕国家的中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仍属于上层阶级。全球只有15%的人口生活在发达国家。但发达国家占据了全球消费和资源消耗的40%强。诚然,增加富人税收有助于减轻一国内部的不平等性,但这无法解决发展中国家深度贫困的问题。

诚然,可靠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和机构是持续经济增长的基石;事实上,它们是一切成功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欧洲的长期掠夺性殖民主义史让人们很难猜测,如果欧洲人带来的只是贸易而没有征服,亚洲和非洲的制度和机构会发展成怎样。

当我们仅仅从只关注国内不平等而忽视全球不平等的视角看待问题时,许多广义政策问题就会扭曲。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马克思主义论断——资本主义正在失败,因为不平等性正在增加——背景正在于此。当你赋予全球公民完全一致的权重时,将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情景。特别是,同样是让富裕国家中产阶级工资陷入停顿的全球化力量,让其他国家的数亿人走出了贫困。

从很多角度讲,全球不平等性在过去三十年得到了巨大的降低,这是资本主义的伟大胜利。资本主义也许减少了发达国家工人因为出生而享受到的租(rent)。但它对亚洲和新兴市场的全球真正的中等收入工人的帮助更大。

实现更加自由的人口跨境流动将比贸易更加迅速地实现机会平等,但对此的抵制是强烈的。反移民政党在法国和英国等国家正在取得节节胜利,在其他国家也成为重要力量。

当然,生活在战区和失败国家的数百万绝望的人民别无选择,只能寻求富裕国家的庇护,不管这意味着多大的风险。叙利亚、厄立特里亚、利比亚和马里的战争是最近试图进入欧洲的难民潮的重要原因。即使这些国家稳定下来,其他地区的动荡也极有可能会取而代之。

经济压力是另一个强大的移民原因。来自穷国的工人欢迎发达国家的工作机会,哪怕他们的工资处于社会底层。不幸的是,如今,富裕国家的大部分争论——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核心都是如何将其他人拒之门外。这也许是务实的,但显然在道德上站不住脚。

而如果全球变暖根据气候学家的基线预测那样展开,移民压力还将进一步增加。随着赤道地区变得过于炎热和干旱以至于无法开展农业,北方气温的升高将增加农业生产率。因此,气候模式的变化将助长流向富裕国家的移民潮,让眼下的移民危机相形见绌,特别是考虑到穷国和新兴市场通常较接近赤道、气候条件更脆弱的情况下。

大部分国家的能力和对移民的忍受力已经达到了极限,很难说全球人口分布的新均衡将以和平方式达到。对发达经济体的怨恨——发达经济体对于全球污染和商品消费负有最主要的责任——随时可能爆发。

随着世界越来越富有,不平等性难免将成为比贫困更加严重的问题,我在十多年前就首次提出了这一问题。但是,遗憾的是,不平等性争论一直聚焦于国内不平等,而严重性远远过之的全球不平等性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关注。这是一个糟糕的局面,因为富裕国家有很多办法可以让情况有所不同。它们可以提供免费的在线医疗和教育支持、增加发展援助、债务减记、市场准入、更多地位全球安全做出贡献。绝望地乘船向欧洲海岸靠近的移民乃是发达国家失败的写照。

 


 

本文系与Project Syndicate联合发布

作者:Kenneth Rogoff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学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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