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非ISIS(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组织的成员也许都会同意,斩首人质是错误的。但是,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具有较大争议的是欧洲政府秘密决定向他们支付赎金,来拯救其国民的事。

尽管ISIS人质来自多个国家,但目前它只对来自美国和英国的人质实施了斩首。

与之相比,ISIS已经释放了15名人质,包括意大利、法国、瑞士、丹麦和西班牙公民。

为《纽约时报》作报道的茹米妮·卡里玛奇解释了这一差别对待。美国和英国政府一直拒绝向恐怖组织支付赎金。有一位名叫詹姆斯·弗雷的美国人被恐怖分子绑架,他的兄弟迈克尔·弗雷曾收到过赎金要求,但FBI警告他,根据美国法律,向恐怖分子付钱是刑事罪。后来,弗雷惨遭处决。

相反,十多年来,多个欧洲国家政府愿意向恐怖分子支付数百万欧元换取被俘公民释放,或协助人质亲人和朋友支付赎金。尽管如此,联合国安理会在1月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反对支付这类赎金,在去年的G-8峰会上各国也做了类似宣言,而一些在宣言上签字的国家仍在继续支付赎金。

根据卡里玛奇的说法,法国所支付的赎金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多—自2008年以来总额达5,800万美元,包括2013年为四名在马里被绑架的法国公民一次性支付的4,000万美元。但法国的政策正在发生变化。2014年9月法国参与空袭伊斯兰国后,一个阿尔及利亚圣战组织绑架了法国游客赫夫·古德尔,威胁说除非法国撤出空袭,否则就要处决他。这一回法国表现得十分坚定,总理瓦尔斯表示,退后一英寸就意味着将胜利拱手让给了伊斯兰国。古德尔最后被斩首了。

政府受到压力向ISIS支付赎金,或至少协助救人心切的家属支付赎金是可以理解的。这是所谓“救援规则”的应用:我们感到有责任倾尽所有拯救可证明身份的受害者,比如被困矿工、受伤登山者或极早产儿。如果受害者无法事先确认身份,我们花血本拯救生命的意愿就会小得多,即使被拯救的生命数量会大得多—比如提供更好的道路安全设施或预防性卫生手段教育。

救援规则应该被理解为人类心理学规则,而不是道德规则。如果我们将自己置于被绑架者的处境,或被绑架的是我们的孩子、父母或配偶时,这个原则看起来十分合理。

但这一观点的要害在于我们无法理解被ISIS和其他恐怖组织杀害的群体。他们之所以成为受害者,完全是因为过去六年所支付的大约1.25亿美元赎金。这让ISIS能够武装更多的军人实施致命袭击。我们应该用我们的资源拯救最多的生命;而总体而言,支付赎金可能导致更多的生命损失。

此外,恐怖分子得到赎金收入从而增加军事强度并非支付赎金所造成的唯一伤害。支付的赎金也形成了一种激励机制,刺激伊斯兰国绑架更多的人质。在中东工作了四年的记者格赖姆·伍德指出,危险地区的记者总是存在因意识形态原因而遭到绑架或杀害的风险;但是用数百万美元来换一名西方记者的性命并不一定有帮助,这笔钱让“谁都会眼红”。

前美国阿富汗司令官、现奥巴马总统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特使约翰·艾伦上将认为,他无法获知多少美国人因为该组织知道无法从美国获得赎金而没有被绑架。他指出,“有一些该地区的美国人,因为恐怖组织知道绑架他们无利可图而免于绑架,这一事实也应该予以考虑。”

支付赎金的政府拯救了一些本国公民,但也让其余本国和他国公民陷入了更大的危险。拒绝向恐怖分子支付赎金看起来也许麻木不仁,但事实上这是唯一合乎伦理的政策。所有政府都应该严守这一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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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与Project Syndicate联合发布

作者:Peter Singer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生物道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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