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计划生育支出能够降低生育率、减少儿童数量,就可以缓解沉重的少儿抚养负担,让经济增长的引擎全速运转。
儿童需要吃饭、穿衣和住所,还需要大量资源用于医疗保健和教育。一个有5个或7个孩子的贫困家庭,比只有2个或3个孩子的家庭更难提供这些支持。在国家层面,一个幼儿占比很高的贫穷国家,与每个孩子对应更多劳动力的国家相比,更难在孩子发展所需的健康和教育方面投资,也更难在为其提供就业的工厂和基础设施方面投资。
生育率下降所带来的快速经济增长潜力被称为“人口红利”。增加避孕和计划生育服务的可及性,可以有力地促进这一红利的形成。对于生育率较低的家庭而言,这通常意味着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在国民经济层面,则可表现为人均收入增长率大幅提升和贫困率下降。
能否获得这一红利,取决于是否能为大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提供具有经济效益的就业机会。而这又需要良好的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政策,以及精心设计的贸易政策。
东亚“四小虎”(即新加坡、韩国、香港和台湾)为生育率下降带来的经济效益提供了有力证据,其生育率下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代避孕措施可及性的提高和对其的依赖。这些经济表现卓越的经济体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大幅降低了出生率,并借助由此获得的人口喘息空间,通过明智的教育和卫生政策、稳健的宏观经济管理,以及审慎的区域和全球经济参与,取得了惊人的优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爱尔兰的经验也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
在另一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发展状况要糟糕得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无法摆脱抚养日益增多的儿童这一巨大挑战。在许多国家,女性平均仍生育5个、6个或7个孩子。其中数百万女性希望家庭规模更小,却无法获得负担得起的避孕手段。
很少有人意识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均收入实际上是东亚的三倍。但自那以后,东亚的收入增长远远超过了非洲。东亚增长表现远为出色的主要推动因素是其生育率的急剧下降,这使东亚得以摆脱仍困扰非洲的贫困陷阱。
如果世界领导人真心希望帮助非洲实现经济崛起,就应更加重视有关计划生育投资经济效益的有力证据。这些证据理应成为2012年 伦敦计划生育峰会所提建议的一大支柱。
图片:一名护士在尼日利亚乔斯的一家健康诊所向一位年轻女性讲解计划生育。(路透社/帕卡德基金会/Liz Gilbe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