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世纪城市的发展以“白人外迁”为标志，那么21世纪正逐渐成为“明亮外迁”的时代。年轻、高学历且渴望发展的群体正逐渐被许多世界主要城市的住房成本挤出。
他们转而选择在较小的区域城市安家。这些城市住房成本较低，且有大量价格低廉的工作空间。进入职场或创业的门槛也更低。
快速城市化带来的“都市压力”正引发人才外溢效应，为城市赢家与输家并存的新时代拉开序幕。人才流失者主要是“被遗忘的人”——他们不符合社会住房的申请条件，却又无力承担市场价住房。
在超大规模城市迁移的时代，人才流向哪里，资本就流向哪里。城市需要回应这一迁移趋势，提供适当的住房解决方案以留住人才。否则，这可能演变成重大的经济挑战，因为许多城市正依靠这批知识行业和科技领域从业者带领它们迈入数字时代。
从郊区兴起中汲取的经验
许多人都熟悉20世纪中叶的城市故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郊区故事。那是一个以“白人外迁”为标志的时代，这一说法用来描述以中上阶层白人为主的人群离开城市中心、迁居郊区的现象。
对一些人来说，这是拥有梦想家园的机会：住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同质的社区，周围是白色尖桩篱笆，并能受益于低息贷款和优惠税收激励。
从城市的角度看，这种迁移造成了沉重打击。随着高收入者逃往郊区，城市税收收入随之流失。与此同时，城市还需要加大对社会服务、住房和教育的投入，以服务那些大多别无选择、只能留在城市中心的低收入居民。
几十年间，这场外迁导致世界许多城市出现严重的经济与社会衰败。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连纽约也濒临破产。
迁移逆转推动城市复兴
然而，随着新一代城市居民涌向世界各地的城市，“白人外迁”现象在20世纪后期开始消退。
我们如今经历的，堪称一场现代城市复兴。从年幼者到年长者，从单身人士到家庭，人们成群结队地迁入城市，被城市生活带来的活力、文化多样性、多元风貌以及丰富的就业机会所吸引。
伦敦和纽约等全球城市从城市衰败时期复苏，表现远超预期。然而，在许多方面，它们的成功也过了头。人口重新迁回城市，给我们的都市区域带来了巨大压力。
随着城市人口增长，城市要良好运转所需的投资也随之增加。这些投资用于改善老化基础设施、扩建公共交通、增加住房供应，以及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然而，要通过这些升级改善城市并实现可持续增长，还会带来另一项挑战：空间竞争加剧。城市密度越高，土地就越贵。土地越贵，住房成本也越高，人们因此无力负担心仪城市的生活，只得搬离。
外溢至二线城市
这种趋势在美国已持续了一段时间。人才从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和旧金山等一线城市外溢，流向西雅图、波特兰、奥斯汀、费城和丹佛等区域城市。
澳大利亚不像美国那样拥有许多区域城市，能够像明尼阿波利斯一样，为人才提供在国内迁居发展的去处。
这些二线城市成为这波精通科技的知识行业从业者的受益者。随着众多优秀人才汇聚于此，谷歌、脸书、苹果和亚马逊等公司也很快跟进。
因此，这些城市如今拥有世界上最炙手可热的房地产市场之一。它们现在也开始经历自身的发展阵痛：房价飙升，新一波人才正逐渐无力负担当地住房。
于是这一趋势继续发展，人才进一步流向夏洛特、查塔努加和明尼阿波利斯等更多区域城市。
这对澳大利亚意味着什么？
如今，城市领导者和规划机构陷入两难：既要提高城市密度、推动增长，又要维持宜居性、可负担性和地方特色。
不幸的是，许多城市把这道紧箍越收越紧。我们正在把那些让城市正常运转的工作者（公交司机、社会工作者、教师）、定义城市文化的人（艺术家、设计师、作家、音乐家），以及将塑造城市未来的人（数据科学家、软件开发人员、清洁技术专家）挤出城市。
对澳大利亚而言，这个问题更加严峻。美国有众多城市可供人才外溢，而澳大利亚只有少数几个城市。帕拉马塔、吉朗和纽卡斯尔等地可能会因墨尔本和悉尼压力累积而吸引人才，但更多“优秀人才”很可能会到海外寻找机会，彻底离开澳大利亚。
如果企业也纷纷效仿，我们终将为此后悔；不过，城市也可以采取行动，缓解部分住房可负担性压力。许多城市正在推动创新住房模式，例如柏林的Baugruppen和伦敦的Pocket Living。西雅图、奥斯汀和波特兰等美国城市正在引领跨代城市共居模式。
在澳大利亚，莫兰市议会是The Commons和Nightingale 住房模式的发源地，正努力让优秀的艺术家、设计师、关键岗位工作者、年轻家庭和缩小居住面积的人继续留在墨尔本都会区。墨尔本的Base Commons等共居模式，也正进入澳大利亚市场，成为一种焕然一新、由千禧一代推动的城市共居方式。Base Commons在墨尔本的共居模式也开始进入澳大利亚市场，以焕然一新的方式推动由千禧一代带动的城市共居。
让我们拭目以待。各城市，请继续推动住房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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