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普通人群相比，医生的整体健康状况往往较好。考虑到他们相对优越的处境，这并不意外。健康状况遵循一种社会梯度——一般而言，拥有更多资源（例如金钱和教育）的人状况更好，寿命也更长。然而，医生群体的自杀率明显偏高，而且精神疾病很常见。
我们的社会往往认为某些人或职业享有特权且抗压能力强。尤其是医生，他们是帮助者：他们照顾我们，而不是由我们来照顾他们。高薪、影响力和社会对他们的尊重，使我们以为他们自己并不需要关怀。
如果我们想解决医疗行业从业者身心福祉不佳的问题，这些想当然的看法并无帮助。研究表明，医生容易出现职业倦怠、抑郁、焦虑、药物滥用问题以及不良的人际关系。
医生陷入困境时，他们受训提供的医疗服务中人性关怀的一面会受到影响，我们患者也会因此受损。保障医生的身心健康，应被视为确保澳大利亚医疗卫生系统质量的一部分，有助于提升专业能力、减少医疗差错，并进而确保卫生系统具有成本效益。
状态更好的医生会减少失误，更快解决问题。我们对医生职业生涯的公共投入，将通过优质医疗服务获得回报。
医生的身心福祉与患者健康
医生的健康会影响患者，这方面有很多例子。比如，同理心对于临床能力至关重要。我们知道，人们在自身感觉更好时，同理心会更强。
在许多情况下，当前的环境可能会促成相反的结果——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在岗出勤但效率低下，即工作期间的生产力下降。医生可能人在诊所，却没有与患者交流互动。
医学是一门迅速发展的科学。医生必须不断吸收新的复杂信息。例如，近期一项研究综述显示，参加继续教育能改善专业实践，更重要的是，能改善患者的治疗结果。
此外，参加专业教育与职业倦怠之间存在已知的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医生压力越大，学习新知识的动力就越弱，照顾我们的能力也越差。
在许多其他职业中，工作年限越长，职业倦怠风险越低。经历可能充满压力的适应期后，人们会逐渐安定下来。但在医学领域，从业时间越长，反而会增加风险。长时间工作、工作与生活失衡、职场压力，甚至近期就业机会的变化，都从根本上让人们重新审视医生被认为享有特权这一看法。
我们对癌症医生的研究
我们的近期研究揭示了癌症专科医生如何经历其中的一些问题。
一位年轻的癌症专科医生谈到了从医学院到培训阶段不断累积的压力：
“……你读完医学院，完成实习和住院医师培训，撑了下来，没有挂科，这算是过了一关……然后你开始接受医生培训……它几乎占据了你的生活……接着你进入肿瘤内科高级培训岗位，然后你听到大家都在说没有工作机会，你就会想：‘天啊，我过去十年读医学院、参加医生资格考试等等，简直把自己折腾得够呛……’你只会想：‘我的天，怎么还没完。’”
另一位受访者说：
“……如果你已经徘徊在职业倦怠的边缘，就很难耐心对待患者及其家属……你不会有足够的余力和韧性……”
医学界不谈论情绪问题的文化也显而易见：
“遇到困难情况时，我们能找来谈谈的人并没有多少明确的渠道……这可能会损害你的心理健康……任何人要承认自己正被某件事困扰，仍然很困难，因为这可能会被视为软弱。”
一位职业生涯早期的癌症专科医生还谈到了工作压力如何影响患者护理：
“我认为，要有效地做好工作，你必须能够把那段时间投入到患者身上；如果（治疗）变成了打勾走流程……就会让医患关系失去人情味，这让我很难接受……当没有时间看完所有人、你不得不催他们离开时，我认为这确实会削弱医患互动中重要的一环。”
问题不只是“医生的性格”
在这场讨论中，一种常见的回避说法是，医生属于A型人格，也就是说，他们争强好胜、自我批评、成就动机强，等等。
这或许适用于一些医生，但用这种视角看待问题，会把责任推给医生本人，而非关注医学领域系统性的文化和组织问题。这也助长了一种文化倾向：把心理健康问题归结为个人因素，而不是视其为深深植根于更广泛的职业和卫生服务问题之中。
医疗护理很少是直截了当的。它需要倾听患者的故事、梳理复杂的病史，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还要应对患者及其家属的强烈情绪。
如果我们希望医生倾听、富有同理心、解决复杂问题，甚至可能为卫生系统省钱，就需要认真投入，保障临床医生的身心福祉。健康的医生更了解我们，能做出更好的决定，也能让我们获得最佳健康状况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