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TPP协议现在已经“基本敲定”。众议院和参议院领导层现已搁置两党共同提出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TPA),这项法案接下来还得在国会缓慢推进。这将是十三年来首次真正的贸易辩论,而世界已经变了——国会山的政治却没有变。事实上,国会关于国际贸易的辩论,很少有比这场更可预测的。
该法案预计将在众议院顺利通过;真正的争执发生在参议院,以及奥巴马总统所属党内的分歧。报道称,参议员罗恩·怀登(民主党)承受着工会和环保人士的巨大压力,要求他退出这项协议。正如关于独眼者为王的老话所说,即将卸任的少数党领袖哈里·里德表示,在获得该法案将惠及中产阶级的保证之前,他“甚至不会考虑这项法案”。TPA法案附带为期60天的贸易协定公众审查期;还包括贸易调整援助(TAA)——这是一项在克林顿时期创设、很少使用的福利计划,面向因全球贸易而失业的工人。
民主党领导层的分歧看起来可能有些过分……甚至有点失礼;毕竟,TPP——有时被斥为美国控制亚太地区的工具——必须推销给它的主要受益者:美国。
选民面对重大贸易协定时,辩论往往很少围绕协定本身,而是将其抽象成某种更宏大、关乎存亡的问题。国会就TPA法案投票时,并不是在表明是否支持给予行政部门机会,去开启亚洲和日本市场,或在不动用航空母舰的情况下围堵中国。相反,这是一场关于全球化和国内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代理投票。有些人会对美国如何败给中国、工作岗位被中国夺走,或贸易只会让富人更富而怒不可遏。
说实话,贸易一直只是美国经济中的一个次要因素。美国或许是世界第二大出口国,但与其庞大的国内市场相比,贸易的贡献相对较小。得益于全球化,美国货物和服务出口占GDP的比例从 百分之十升至百分之十四,与中国(26%)、德国(46%)或新加坡(191%)等经济体相比仍然很低。
然而,美国出口的绝对规模相当可观:1996年,也就是克林顿第二届政府任期及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时,美国人均出口额为4,745美元(中国仅为170美元)。十八年后,美国出口额增加了1,426美元,增幅几乎是中国的两倍。这不禁让人想知道,有些人需要多大的胜利差距才算够,以及为何美国明明是赢家,却总坚持把自己说成输家。诚然,中国的百分比增幅巨大。但任何数字除以一个接近零的数,都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然而,GDP的这些增长仅仅是一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并不会自动转化为中产阶级更高的工资和福利。的确,收入不平等加剧已成为多数工业化国家的长期特征,但贸易增加与收入差距扩大未必毫无关联。一些欧洲社会主义者(比如瑞典人)甚至可能会告诉你,自由贸易是先创造财富、再进行再分配的前提。
美国经济中一个鲜为人知、兼具悲剧意味的谜团,是工资下滑:实际工资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自由落体般下跌。随着通胀侵蚀加薪,工人仿佛倒退进社会经济的时光隧道:平均周工资从1972年到90年代中期 下降了22% ,跌至550美元的谷底。尽管工资此后从未完全恢复,但直到克林顿执政时期才再次上涨,并迅速升至600至610美元左右,在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保持稳定。
克林顿—布什时代(如果真有这样的说法)曾出现这样一段时期:工资不仅上涨,收入差距也开始放缓,这是近期以来的首次,尽管当时每年贸易逆差高达7,200亿美元。这与贸易和进口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的观点相矛盾。将基尼指数(最高与最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比率)与制造业进口额绘制在一起时,曲线开始打转——这明确表明不平等与进口之间几乎没有关联。
贸易经济学家会告诉你,贸易给中产阶级带来的真正收益在于进口一侧:允许越多外国商品进入本国经济,收益就越大。贸易谈判无非是故作矜持——进口汽车、平板电视、iPod、抓绒毛衣和俗气的圣诞装饰品,自千禧年以来显著抑制了美国消费品价格。没有进口,通胀就会超过中国经济泡沫时期的水平,并再次侵蚀工人工资。
低价进口商品帮助压低国内价格的同时,美国出口价格在同一时期上涨了15%。简言之,美国家庭的每一美元都更经花,也能买到更多东西;与此同时,美国专注于生产更有价值、面向未来的产品。这一趋势仍在持续。美国出口价格持续上涨,而中国的价格却在下跌而非上涨,尽管中国为实现产业升级付出了巨大努力。
最后一个问题是就业损失。1996年至2008年间,经济体减少了约十分之一的制造业岗位,约150万个岗位损失;无论如何衡量,这都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但据商务部数据,同期出口创造了 270万个新岗位 。贸易机构喜欢大肆宣扬自己的成绩,因此对这类数字持保留态度或许是明智的。但即使按一种不太可能的情况计算——所有制造业岗位都因进口而流失,而没有一个岗位是被国内竞争者、机器人或不称职的首席执行官夺走的(也就是说,这种情况相当不可能)——贸易创造的就业岗位仍大幅超过其造成的损失。
此外,在那段时期,其他领域创造了2,000万个新岗位——每流失一个制造业岗位,服务业就创造13个新岗位。越来越多零售、工程和科技公司——例如Target、GE、IBM或Apple,这些公司曾专门从事产品组装——开始拓展服务业务。二十年间,组装工的工作职责变成了客户顾问或咨询顾问。有些制造业岗位消失,是因为岗位升级了,并不一定意味着岗位流失。凡是发生裁员的地方,许多工人都被服务业的新岗位吸纳。这就是贸易调整援助基金很少被使用的原因:贸易导致失业的人相对较少,而那些失业者也因贸易找到了更好的机会。
总的来说,美国似乎在贸易博弈中胜出。得益于贸易,美国人均产出增加了1,426美元,表现远胜中国。但贸易带来的收入增长如何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分配,并不是TPA法案在2015年能够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最好留到一年之后:2016年总统大选。
本文最初发表于 E15 Initiative Blog。E15Initiative由国际贸易与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和世界经济论坛共同实施。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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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osuk Lee-Makiyama是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ECIPE)的主任。
图片:一名女子手持一簇美国国旗。路透社/Robert Galbrai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