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十年，全球价值链（GVC）的增长一直是国际贸易领域的核心发展之一。随着协调成本和贸易成本持续下降，企业将生产的某些阶段转移至海外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由此形成了区域和全球生产网络，其表现是中间品贸易迅速扩张，以及出口中外国增加值含量不断上升（Johnson and Noguera 2012）。图1展示了1995年至2008年间的这一发展。
图1：全球价值链的兴起
来源：作者根据经合组织跨国投入产出表计算。
在这场所谓的全球价值链革命初期，政策制定者和学者都赞扬其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带来的增长与发展机遇。这些国家无需在国内建立完整的供应链即可实现工业化。相反，它们可以更轻松地加入现有供应链，并根据自身技术能力专注于特定任务（例如 Baldwin 2012、OECD 2013 和 UNCTAD 2013）。
然而，反对这种对全球价值链持乐观看法的人很快就出现了。他们担心，这类链条只是一种推动旧式自由贸易政策的新方式，让发达国家得以自由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Dalle et al. 2013）。发展中国家也可能因被困在低增加值活动中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UNCTAD 2013）。同样，高收入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也担心制造业岗位会流向海外。
基于大量投入产出数据的新证据
新的研究现已表明，只要满足一系列先决条件，全球价值链能够并且确实有益于国内经济。利用经合组织提供的一套全新的、具有广泛国家覆盖范围的跨国投入产出数据，我发现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国内增加值之间存在正向且稳健的关系（Kummritz 2014）。这一发现适用于基于后向关联（即国内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和前向关联（即外国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的指标，反映了价值链的不同阶段。
这一结果与日益增多的有关全球价值链及其对国内经济影响的理论研究十分吻合（例如 Li and Liu 2014、Baldwin and Robert-Nicoud 2014 以及 Zi 2014）。这些研究分析的是技术水平较低、工资较低的国家（“南方”）与高科技、高工资国家（“北方”）之间建立的全球价值链。两国之间的差异使离岸外包能够通过结合北方技术与南方工资而获利。进而，这会给两国带来收益和损失。北方的主要收益来源是生产率提升，这种提升类似于技术变革，由成本降低和专业化程度提高所致。另一方面，南方则通过技术升级和专业化程度提高获益，从而带来贸易条件改善和溢出效应。
然而，新的实证证据揭示了一个理论尚未解释的额外事实。具体而言，证据显示，全球价值链对国内增加值的正面影响仅在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具有统计显著性。通过构建新的、按来源国和使用国区分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标，我展示了有关全球价值链与国内增加值之间理论传导渠道的证据，从而解释了这些结果。特别是，有证据支持较富裕国家从低工资国家采购所带来的成本节约能够提升生产率。相比之下，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通过技术升级获益的证据很少。进一步的检验表明，要产生此类技术转移效应，必须具备足够的吸收能力。尤其是，人力资本和法律制度被证明是国内经济产生正向溢出效应的基本因素。由于许多低收入国家的吸收能力水平往往微乎其微，因此很容易解释为何这些国家平均而言未能从参与全球价值链中获益。
政策选项
这些新发现为政策制定者带来两点结论。
第一，融入全球价值链是一项稳健的策略。与全球生产网络互动能够提高生产率，并为国内经济带来溢出效应；许多中等收入国家（例如捷克共和国、韩国）已成功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这些收益并非必然实现。新加入者需要确保自身拥有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激励外国企业在当地采购投入品，并将越来越大比例的生产外包。
世界银行即将发表的研究概述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全球价值链并在其中实现升级的实用步骤（Taglioni and Winkler 即将发表）。该研究提供了一套工具箱，政策制定者可借此识别本国的比较优势行业，以及融入全球价值链前需要弥补的潜在短板。这为目前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网络边缘的国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前进路径。
本文与 VoxEU合作发表。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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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Victor Kümmritz 是国际经济学博士候选人，任职于日内瓦国际关系及发展高等学院。
图片：一只海鸥飞过 C.C shipyard Co.Ltd 的码头；该船厂曾翻修韩国渡轮 Sewol。路透社/Kim Kyung-Ho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