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太平洋两岸的12个国家最终敲定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贸易协定，即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该协定的覆盖范围极为广泛。若获得批准并付诸实施，它将对环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和资本流动产生巨大影响。事实上，它将推动正在进行的国际秩序转型。遗憾的是，这一切能否实现仍不确定。
构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基础的贸易与金融经济学原理相当简单，自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十九世纪阐述以来便广为人知。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使各国能够充分利用其比较优势，从而带来净经济效益，尽管它可能会损害此前受益于关税保护的特定群体。
但贸易自由化的政治逻辑，即各国接受自由贸易的方式，要复杂得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受损群体的存在。对这些群体而言，若其自身狭隘利益受到侵蚀，贸易自由化的整体经济效益便几乎无关紧要。即便这些群体规模相对较小，其反对贸易自由化时所表现出的纪律性和团结性，仍可能大幅放大其政治影响力，尤其是在有权势的政治人物为其发声的情况下。
这一情形目前正在美国上演。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无疑理解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经济学原理，她曾称其为贸易协定中的“黄金标准”。但如今她正处于总统竞选期间，已改变了论调。原因显而易见：她判断自己无法失去美国工会的支持，例如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该工会成员担心汽车和卡车关税下调。
这一转变或许在政治上说得通，但在经济学上却十分糟糕。实际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对美国而言是一桩极为划算的买卖。该协定在汽车等制成品上的让步，远小于农产品等领域的让步，而后者将要求日本等其他成员国做出重大牺牲。毕竟，现行制成品关税水平已远低于农产品或乳制品关税。
简而言之，美国借助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以小饵钓大鱼。但该协定获批并付诸实施后所带来的贸易与投资流动增长，将惠及甚至那些必须作出更大牺牲的国家。
例如，日本将发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强化“安倍经济学”，即由首相 安倍晋三 于2012年推出的三支柱经济复苏战略。安倍经济学的第三要素（即“第三支箭”）——结构性改革——旨在通过提高生产率恢复增长。但正如日本必须做的那样，提升各行各业的效率可能是一个漫长、艰难且零散的过程，因为它涉及几乎所有技术和流程的升级。
通过使日本产业与其他国家产业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可以大幅加快这一进程。此外，它还能推动更迅速的行政改革。简言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成为 安倍经济学的强大顺风。
需要指出的是，自由化确实存在一些经济上的权衡，因为在某些领域，保护措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正如经济学家 贾格迪什·巴格瓦蒂 指出，例如，维持更高的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鼓励研究与创新。与此同时，过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阻碍现有知识的传播和高科技产品的开发。以制药行业为例，这种权衡可能难以把握。尽管如此，巴格瓦蒂认为，就整体贸易和资本流动而言，越自由越好。
综上所述，人们希望克林顿等政治人物的反对最终无果而终。就克林顿的情况而言，这一结果完全有可能实现，因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应在2016年11月总统大选前生效。在一定程度上，这将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进程相吻合，即与贸易自由化相关的政治挑战在谈判中得到了相当出色的处理。看来，涉及如此多国家、如此多行业，实际上使克服阻力变得更容易，因为这分散了反对力量，并防止任何单一特定利益集团占据上风。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谈判过程轻松。恰恰相反，部分国家的贸易代表不得不展现出令人钦佩的耐心和毅力，有些国家的谈判时间超过了五年。为推动进展，保密至关重要（尽管美国谈判代表声称讨论完全透明）。
若12个国家未能全部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是一大憾事，这不仅因为为此付出的巨大努力，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将为所有相关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在日本，只要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多数成员坚定支持该协定，它就应当获得批准。但美国国会的情况则更为不明朗。人们希望美国领导人不要错失良机，为美国企业，进而为美国经济，带来显著提振。
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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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滨田宏一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特别经济顾问，同时也是耶鲁大学和东京大学的经济学名誉教授。
图片：一艘船正在装载集装箱。REUTERS/David Gr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