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特朗普颁布了一项声名狼藉的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的难民及其他人士入境美国。近几周来，这一命令占据了各大新闻头条。但特朗普早期的贸易决策只会进一步损害美国形象和全球经济。
特朗普在演讲和推文中猛烈抨击全球化。他任命以保护主义著称的贸易诉讼律师罗伯特·莱特希泽担任美国贸易代表。贸易三人组中的另外两位——候任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和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保护主义立场也不亚于莱特希泽。
许多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美国人认为，过去二十年来收入停滞不前，原因在于自由贸易协定。因此，特朗普打算让保护主义者掌权，以此向他们提供“保护”。
但特朗普及其贸易三人组误诊了问题。全球化是中产阶级萎缩的重要因素，自动化也是如此。莱特希泽和罗斯的大部分商业经验都来自钢铁生产等二十世纪产业，这使他们倾向于用二十世纪的办法解决美国二十一世纪的产业问题。
遗憾的是，即便老式保护主义能够保住夕阳产业中的几千个岗位，也无法提升美国工业的竞争力。此外，撕毁贸易协定、提高关税都无助于创造新的高薪工厂岗位。关税若有影响，只会给工人带来更大伤害。
特朗普及其团队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由知识驱动，而非由贸易驱动。通信成本大幅下降，使美国企业能够把生产转移到工资更低的国家。与此同时，为了让生产流程保持同步，企业还将大量技术、营销和管理知识转移到了海外。真正改变美国工人处境的，正是这种“知识外包”。
2017年，美国工人不再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与低工资的外国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竞争。他们面对的是几乎难以匹敌的组合：低工资的外国劳动力加上美国的专门知识。理解这一点的一种方式，是把美国商品想成并非产自美国，而是产自“北美工厂”。“北美工厂”生产的商品必须与“亚洲工厂”“欧洲工厂”等生产的商品竞争。
这意味着，如果特朗普政府征收关税，美国就会成为工业投入品成本高昂的孤岛。如果生产严格面向美国消费者，企业或许会被促使将部分生产迁回美国。但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受到同样的激励，把面向出口市场的生产转移到海外，以便在美国境外与日本、德国和中国的生产商竞争。
对进口征收关税，却不同时阻断思想和知识产权的流动，就像握紧拳头试图阻止水从指缝间流走。更理性的做法是接受二十一世纪的现实。信息革命以关税无法逆转的方式改变了世界。美国工人已经在国内与机器人竞争，在海外与低工资工人竞争；扰乱进口只会为机器人创造更多工作。
特朗普应该保护的是每一位工人，而不是每一个岗位。二十一世纪全球化进程来得太快、难以预测且无法控制，不能依靠关税这类静态措施应对。美国应恢复社会契约，让工人有公平机会分享全球开放和自动化带来的收益。全球化和技术创新并非毫无痛苦，因此再培训计划、终身教育、劳动力流动和收入支持项目以及区域转移支付始终不可或缺。
推行这些政策，特朗普政府让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的美国“再次伟大”的机会就会大得多。全球化向来会为竞争力最强的工人创造更多机会，也会让其他人更加不安。因此，战后西方自由化时期建立了强有力的社会契约。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工会等机构不断发展壮大，各国政府也作出新的承诺，提供负担得起的教育、社会保障和累进税制。这些举措都帮助中产阶级成员抓住新出现的机会。
过去二十年间，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化仍在继续，社会契约却已被撕毁。特朗普的首要任务应是修复它，但他的贸易顾问并不理解这一点。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似乎一心要征收关税，这将扰乱国际供应链，可能引发贸易战，并只会加快美国工业向海外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