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近期提高关税，引发了人们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关税历史的比较。本专栏考察这一时期的关税，梳理其对美国及其贸易伙伴宏观经济影响的启示。若关税水平未因报复措施而急剧攀升，近期关税对经济衰退的影响可能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施加的关税更小、波及面也更窄。
各国关税表本身必然详尽而复杂，但可以用已征收关税与应税进口额之比这一指标，勾勒出宏观经济的大致图景。图1呈现了1895年至2000年间该指标的变化。上图涵盖美国单边立法行动的早期阶段；下图涵盖其后正式多边贸易协定的时期——即《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及世界贸易组织（WTO）时期。
早期阶段的平均关税水平要高得多，为38.6%，而现代仅为8.3%。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关税水平在历史平均值上下剧烈波动，从1920年的13.9%到1933年的59.1%；而现代关税水平则从13.5%稳步下降至4.6%。原因何在？
在早期阶段，立法反复十分常见：国会的多数党从民主党转为共和党，因而（大体上）从自由主义转向保护主义。早期关税制定中较为隐蔽的一面，是Harrison（2018）进行专门分析的主题。他利用一套新颖的档案数据面板，涵盖1926年至1933年间5,000多个美国关税税目，指出在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与1933年“摩天楼关税”之间，综合从价等值关税的增幅大部分源于一个事实：许多关税为从量税（例如每磅10美分），并且由于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的大规模物价通缩而上升。在更早的一篇论文中（Crucini 1994），本文作者之一使用了一组可追溯至1903年的32个税目数据面板，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通货膨胀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它侵蚀了从量税的实际价值，直至1921年和1922年《紧急关税法》与《芬尼-麦坎伯关税法》通过较高关税为止。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允许总统依据互惠原则发起双边贸易协定，有助于开启GATT与WTO所代表的多边关税削减时期。
第一条启示
在这一早期时代，关税变动的超级周期主要由名义价格水平的波动驱动，而这种波动又与名义上刚性的法定关税结构相互作用。这种关税架构的一个后果是，它造成了保护主义显著的顺周期性，加剧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货币政策执行不力和金融监管松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与当今形成鲜明对比：当前关税上调和外国报复恰逢美国经济强劲复苏，而美联储将政策利率维持在历史低位附近。由此可见，与这些贸易政策相关的任何宏观经济顺风因素，如今可能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更难加以分离，我们接下来将探讨这一问题。
对经济周期的启示
经济学家早已认识到，以相同方式对永久性与暂时性政策变化建模是不恰当的。现代时期的大多数关税调整都是朝着更自由贸易方向的永久性多边举措。经济学家通常根据这些永久性关税变化的长期效应来评估其影响。相比之下，早期阶段的特点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出现一系列政策反转。虽然时间的推移能够显示某一特定关税制度持续有效的时长，但消费者和企业在实时决策过程中，对未来关税水平及其预期持续时间并不确定。为应对这种动荡的政策环境，Crucini和Kahn（1996）构建了一个两区域、多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贸易模型——其中一个区域是美国，另一个区域是其主要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贸易伙伴的贸易加权平均值。
图2为该模型在给定历史上实际关税水平序列的情况下，对美国GDP路径的预测。GDP的波动反映了消费者和企业为应对所观察到的关税变化而调整消费与投资决策的行为，而他们认为这些关税变化具有高度持续性。如图所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关税水平的周期性特征催生了商业周期。从商业周期的峰谷（1929年至1933年）来看，GDP分别下降0.5%至1.5%（分别对应低关税与高关税情景），并在1932年或1933年（大萧条谷底）开始复苏。需要注意的是，宏观经济影响在规模更小、对贸易依赖度更高的经济体中可能要大得多（例如意大利，参见Perri and Quadrini 2002）。
图2 根据Crucini-Kahn模型模拟的美国GDP路径
注释：实际经线性去趋势化的美国GDP（实线）、低关税情景（点线）和高关税情景（虚线）。实际美国GDP增长偏差已乘以0.1。
第二条启示
当关税水平在数年之内在高低之间波动时，它们能够引发衰退与繁荣。这些宏观经济效应取决于贸易流动以中间投入品为主，且国内替代品稀缺。钢铁和铝无疑符合这一描述，而近期25%的关税上调幅度与历史上一些最大的上调幅度相当。不同之处在于，当前美国及外国的关税上调所影响的世界贸易比例，远小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此外，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不同，同类产品的主要外国供应商获得了豁免，从而使美国企业得以将供应链转向享有关税优惠的国家。这降低了关税对美国投入成本和总体效率的影响。
异质性关税的宏观经济效应
美国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以相同税率对所有进口商品征税。然而，就某一特定商品而言，关税在各贸易伙伴之间基本是统一的。美国关税法典中的税目数以千计，从历史上看，它们包括纯从价税、从量税（即每单位实际进口数量征收的名义固定金额），以及两者的组合。
Bond等人（2013）在三个时间点建立了税目关税档案：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生效前后各六个月，以及1933年全年（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通缩的结束之年）。这些税目被归并为41个部门，以便与Leontief 1929年的投入产出表相匹配，目的是评估关税扭曲相对于自由贸易的效率影响。
图3 行业层面的关税楔子（1加上从价等值关税税率
注释：《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之前（点线）、之后（虚线）以及1933年（实线）。
图3展示了三个时间点上这41个部门层面的关税楔子，按《斯穆特-霍利关税法》通过前已存在的水平排序。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各商品之间的关税楔子并不一致，这对使用综合关税指数（图1）提出了质疑。关税楔子的范围从1（1930年皮鞋的关税税率为零）到超过2.5（糖的关税税率为150%）。关税楔子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由通缩引起的增幅（表现为实线高于虚线的部分）往往大于《斯穆特-霍利》立法变动直接导致的增幅（点线与虚线之间的差距）。
第三条启示
异质性关税水平与上游生产中投入使用强度的差异相结合，要求在投入产出矩阵中按部门仔细对齐关税税目。我们发现，《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带来的关税上调，加上随后因通缩而产生的进一步上调，导致了相当于自由贸易的1.7%的总体效率损失。此外，这一宏观效率损失水平在理论上与政府对所有应税进口品征收统一68%的关税相一致。将观察到的跨部门平均值（45%）与反事实的统一关税进行比较，有助于说明在存在非统一关税的情况下，对部门投入产出结构建模的重要性（同样参见图3）。与现代时期的这一机制相符，Kasahara和Rodrigue（2008）提供了智利企业进口中间投入品提高效率的工厂层面证据。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与今天的情况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胡佛总统履行了一项竞选承诺，以帮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农产品价格崩溃中受损的农民；而特朗普总统则强调制造业就业岗位因来自中国的新兴竞争而流失。近期的关税上调——尽管幅度可观——相较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目前所针对的中间投入品范围较窄。因此，只要关税水平未朝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见水平急剧攀升，其对经济衰退的影响可能更小、波及面也更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