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愿意投资于生产核武器的公司吗？或者那些破坏环境、污染海洋或侵犯人权的公司？又或者与腐败丑闻有关的公司？如果你的答案是“不愿意”，遗憾的是，你今天很可能已经以某种方式投资了这类公司。
我们如何避免这种情况？解决办法或许就在你的养老基金中，因为这些基金会代表你在全球进行投资。目前，行为表现获得卓越认证的公司仅占总数的20%至45%。无论对政策制定者还是公民而言，问题都是：你愿意投资于避免不可接受行为的公司吗？
我们许多人愿意牺牲一部分投资回报，以助力环境保护，信任关注自身对社区影响的公司，并支持良好的企业管理。然而，由于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例如，我们必须在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性之间作出选择——人们似乎认为，关心社会的未来与追求个人财务福祉不可兼得。
这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可持续发展绝不意味着要拒绝经济增长和财务福祉。正如1987年《布伦特兰报告》所阐述的，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
要实现这一目标，一种能够带来显著且即时影响的方式，是允许有义务向养老基金缴费的劳动者将储蓄投向可持续基金。例如，在智利，现行养老金制度允许所有公民从五种风险特征各异的基金中作出选择：最保守的基金中，股票投资仅占基金价值的5%；最激进的基金则可将股票投资比例提高至80%。
鉴于智利的金融和养老金知识普及程度较低，这可能是一个复杂的决定。除了减少基金选项之外，一个更简单、更积极且更有意义的做法，是提供一种选择：将部分或全部储蓄投资于表现优于同行的公司。衡量这种表现时，应考察公司的环境（E）、社会（S）和治理（G）方面。这些就是所谓的ESG标准。
传统上，人们通过米尔顿·弗里德曼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观点来理解企业的“社会责任”：管理者的社会责任是“按照企业所有者的意愿经营企业；通常而言，就是在遵守社会基本规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赚钱，这些规则既包括法律规定，也包括伦理习俗”。这一论点的缺陷在于，它没有考虑所谓的“负外部性”，即工业活动对第三方或环境造成的有害影响。
相比之下，哈特和津加莱斯在2017年将可能存在的负外部性纳入分析，并得出结论：股东福祉并不等同于最大化公司的市场价值。公司和资产管理者必须遵循与投资者偏好相一致的政策，以提升投资者的福祉；这不仅包括金钱方面，也包括与环境、民主和社会福祉等相关的优先事项。
让投资者对公司政策进行投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式。这正是我们的提议所追求的：让公民通过养老基金表达对福祉和可持续发展的信念。在智利，养老基金管理公司（AFPs）可以保留传统的五种风险等级基金，同时也可提供资产构成相同、但获得ESG认证的基金。
没有其他措施能像投资可持续基金那样，对可持续发展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同时又如此直接地取决于个人决定。根据北欧银行可持续金融团队的计算，将个人储蓄转投可持续基金，在改善个人碳足迹方面的效果，是少吃肉、乘坐公共交通、减少用水和航空旅行这些做法合计效果的27倍。看来，政策制定者现在就能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之后公民也能参与其中。
这一提议至少会带来两项重要激励。首先，它会推动世界各地的养老基金和其他资产管理者认购并将负责任投资纳入其投资组合。其次，它会促使公司在应对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相关的关键挑战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例如促进经济包容、缩小性别差距和减缓气候变化。具有长远眼光的公司已经认识到，与ESG标准相关领域的表现会影响长期业绩。
一个合理的问题是：投资ESG基金是否必须牺牲金钱回报？答案是否定的。根据全球知名度最高的ESG股票指数之一——MSCI ACWI ESG——该指数在2007年9月至2018年期间的回报率为81%，而同期标准MSCI ACWI指数的回报率为70%。MSCI公司还表明，ESG表现突出的公司现金流更高、特质风险更低、估值也更高。
ESG公司规模是否足够大，能够承接这些储蓄？答案是肯定的。据估计，投向ESG公司的资金超过20万亿美元，约占全球所有专业管理资产的四分之一。此外，预计可持续资产将大幅增长，推动因素包括全球碳排放减排协议、撤出化石燃料投资，以及偏好转变；尤其是女性和千禧一代越来越关注投资长期可持续发展因素。
今天，我们有机会将部分养老储蓄投向可持续基金，从而为更美好的未来带来改变。公民可以立即塑造我们的未来，改变行为，并为更多公司创造激励，促使它们关注对当代社会和子孙后代福祉至关重要的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