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最具争议的方面之一，是其对各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对于面临大型低工资、出口导向型国家崛起并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发达经济体而言，情况尤其如此。在这一争议之中，1990年至2011年间，美国制造业部门每三个就业岗位就流失了一个。包括Bloom等人（2019）、Fort等人（2018）和Autor等人（2013）近期研究在内的一系列文献，试图理解制造业就业的这一下降。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两种宽泛的解释。其一，这一时期可能恰好与美国企业大量投资于节省劳动力的技术相吻合，从而减少了对国内制造业劳动力的需求。其二，制造业产品的生产可能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国外，同样导致对国内劳动力的需求减少。
关于制造业就业、贸易与跨国经营活动的新事实
从表面看，第二种解释似乎尤为有力。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993年的近1600万人下降到2011年的略超1000万人，如图1中黑线所示。制造业就业的这一大幅下降，恰与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FDI）的激增同时发生（图1中蓝线）。然而，现有的贸易与跨国生产理论对外国生产与美国就业之间的联系作出了含混的预测。此外，由于缺乏关于美国跨国公司的合适企业层面数据，有关其在制造业就业下降中所起作用的研究十分有限（近期的例外见Kovak等人，2018）。
图1 美国制造业就业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
在近期的一篇论文中，我们探讨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外国投入品采购是否导致了美国制造业就业的下降（Boehm等人，2019）。我们构建了一个新颖的数据集，并将其与一个结构模型相结合，以表明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我们的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涵盖1993年至2011年期间与交易层面贸易数据相关联的全部制造业工厂。利用两份国际企业结构名录，我们对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补充，首次纳入了关于企业跨国经营方向和范围的纵向信息。据我们所知，我们的数据集是首个能够全面分析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制造业整体下降中所起作用的数据集。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确立了三个新的程式化事实。
事实1：美国资本控股的跨国公司对制造业总体就业下降负有很大份额的责任
我们的第一项发现是，美国跨国公司（定义为在国外拥有工厂的美国总部企业）对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的贡献超出其比重。1993年，33.3%的就业位于跨国公司所有的工厂中，而该群体直接造成了随后下降的41%。
事实2：美国资本控股的跨国公司的就业增长率低于类似的非跨国企业
图2显示，相较于其他类型的企业，跨国公司在制造业中的净就业创造率持续偏低。与纯国内企业及非跨国出口企业相比，在我们样本的几乎每一年中，跨国公司创造的就业岗位更少，或裁减的岗位更多。当然，这些模式未必具有因果关系，跨国公司的其他特征也可能是导致其就业创造率偏低的原因。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控制了所有可观察的工厂特征，发现即使在工厂规模和年限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工厂的就业增长仍低于同一行业中非跨国企业所有的工厂。
图2 按美国企业类型划分的美国制造业净就业创造率
事实3：新设跨国经营的工厂出现就业流失，而母公司跨国企业则扩大了中间投入品的进口
利用我们的数据评估跨国经营活动对美国就业影响的另一种方法，是采用“事件研究”框架。我们将新近成为跨国企业所有的工厂的就业增长轨迹，与在行业、企业年限和工厂规模方面其他方面相似的工厂进行比较。如图3a所示，在工厂成为跨国企业一部分之前，其增长模式与对照组并无差异。然而，在跨国扩张之后的几年里，这些制造业工厂的就业先出现短暂的正向变化，随后转为持续的负向变化。转型十年后，这些新近成为跨国企业所有的工厂，其制造业就业人数比其他方面相似的工厂少约20%。
图3 新设跨国工厂的美国就业与进口动态
b) 累计相对就业（指数）
a) 相对进口
此外，这些新近成为跨国企业的公司在海外扩张后增加了进口。如图3b所示，相较于对照组，这些企业从关联方和其他企业（按独立交易原则）进口的数量均大幅增加。综合来看，图3a与图3b表明，离岸外包可能解释了所观察到的贸易与就业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结构性分析：中间投入品生产的离岸外包是否导致了企业层面美国就业的净减少？
尽管我们上文所识别的模式表明，跨国企业增加外国投入品采购导致了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减少，但这些模式未必具有因果关系。Halpern等人（2015）、Antras等人（2017）或Blaum等人（2018）等标准进口模型，对外国采购是与国内就业增加还是减少相关作出了含混的预测。这种含混性的核心在于两种相互竞争的力量。首先，外国采购成本的降低使企业能够获得更廉价的中间投入品。因此，其单位成本下降，最优规模扩大。这种“规模效应”增加了其美国就业。另一方面，企业会以最优方式将部分中间投入品生产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区。这种“再配置效应”减少了美国就业。从理论上讲，规模效应可能超过再配置效应，从而使离岸外包产生正向就业效应，反之亦然。
我们利用微观数据估计这两种相互竞争力量的相对强度。我们表明，在一类常规模型和局部均衡框架下，单一结构常数——企业规模相对于企业生产效率的弹性——完全决定了两种力量哪一种占主导。我们的估计方法是，利用美国制造业企业全体的数据，开发一种对该常数上限进行结构性估计的方法。虽然上限的较高值仍使外国采购与国内就业互补的可能性存在，但上限的较低值则明确表明二者是替代关系。
我们对上限的估计值较小，表明在1993年至2011年期间，再配置效应远大于规模效应。换言之，在制造业总体就业下降的这一时期，跨国公司的外国投入品采购导致了这些企业内部制造业就业的净减少。
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总体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使用的模型仅涉及现有企业内部的就业变化，并未考虑可能同样影响就业的一般均衡力量。由于此类一般均衡效应本身难以评估，关于所观察到的总体下降中有多少可归因于跨国企业的离岸外包，其估计存在不确定性，且往往需要较强的假设。因此，我们在两组备选假设下开展分析。在第一组中，我们进行了一项简单的局部均衡加总测算，利用观察到的企业国内投入品成本份额变化，并结合我们估计的参数上限，得出外国采购导致就业损失的模型预测值。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这一方法既涵盖了现有企业外国采购的直接影响，也涵盖了对国内供应商的一阶影响。在第二组假设下，我们对企业进入和退出等间接的一般均衡效应进行了明确建模。在这两种情景下，我们发现跨国公司的离岸外包活动可解释美国制造业总体就业下降的约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政策启示
我们的研究表明，美国跨国企业的全球采购行为是过去几十年所观察到的制造业下降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企业在海外设立生产设施，并将中间商品进口回美国，其结果是对国内制造业工人的需求减少。虽然我们的研究表明离岸外包对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我们提醒，这并不支持应通过关税或其他政策干预来遏制离岸外包与贸易的观点。以往研究表明，贸易与离岸外包对美国消费者获得价格合理的商品都至关重要。相反，我们的研究表明，政府对失业制造业工人的援助，可能有助于他们过渡到其他行业的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