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总统任期初期，美国与欧盟就优惠协定——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举行的谈判被搁置，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进口关税反而有所提高。直到最近，欧盟和美国的领导人才表达了推动两大贸易伙伴之间实现零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的意愿（European Commission 2018）。1 虽然这些表态似乎意味着，其议程不如奥巴马总统任内酝酿的协定那么宏大，2 但它传递出进一步推动欧美贸易自由化的政治意愿。
这种迷你版TTIP可能带来哪些收益？如今，这类协定仅涉及降低美国与欧盟之间商品和服务的进口关税及非关税措施。如图1所示，双方的双边关税已经相当低。2014年，美国对欧盟产品征收的未加权平均从价关税约为2.1%，欧盟对美国产品征收的平均从价关税为6.4%（Vandenbussche et al. 2018）。服务贸易不征收关税。因此，进一步自由化的潜在收益似乎来自非关税措施（NTMs）；这些措施涵盖其他所有贸易扭曲，是欧美贸易的主要障碍。3
Acemoglu（2012）和Johnson（2014）指出，评估贸易政策或TTIP、迷你版TTIP等自由贸易协定时，应考察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而不能只看双边贸易流量。基于这一观点，我们在一项新研究中开发了新的方法，用于评估不同的贸易政策冲击，例如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自由贸易（Vandenbussche et al. 2018）。我们认为，两个双边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不能孤立看待，而应将其视为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并把第三国贸易纳入考量。以汽车行业为例：美国钢铁行业向墨西哥轮胎制造商提供投入品，轮胎随后被运往德国汽车组装厂，作为中间投入品。如果美国对德国汽车征收关税，受影响的不只是德国对美出口，还包括美国对墨西哥的出口。因此，要全面评估美国与欧盟双边贸易自由化对美国的影响，就必须分析所有行业（包括第三国行业）之间的全球投入产出关联。这个例子表明，美国对欧盟汽车实行零进口关税，也会间接影响美国对墨西哥的出口，因为德国汽车行业对墨西哥轮胎的需求随之增加。传统的欧美双边引力分析不足以评估双方降低关税的影响，因为只看直接贸易会遗漏许多此类间接生产关联。
早期关于贸易政策冲击，尤其是TTIP的研究，大多依靠模拟单一行业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并假设劳动力市场完全灵活、充分就业。这些研究对于估算国家层面的长期影响很有帮助，但对短期影响几乎无法提供参考。4 短期内，工资调整和供应商网络变化都需要时间，因此经济体向新的贸易均衡缓慢过渡。劳动力市场无法完全调整，失业也确实存在。因此，有必要开展研究，记录欧盟和美国在迈向长期新均衡的过渡过程中可能经历的短期影响。评估短期影响，也就可以估算就业岗位的增减。下文介绍一项关于欧美进一步开展自由贸易影响的短期研究结果，这相当于一项迷你版TTIP。我们记录了此类协定对双方就业的潜在影响。
贸易网络模型
我们构建了一个Dixit-Stiglitz“偏好多样性”贸易模型，并纳入行业层面的投入产出关联。由此形成了一个增值贸易网络模型5，涵盖全球所有行业的投入产出关联。该方法涉及多个行业，重点考察贸易自由化的短期影响。
使用投入产出数据的优势在于，可以利用列昂惕夫投入产出系数追踪所有上游投入关联，从而清晰区分各行业的国外成分和国内成分。列昂惕夫系数与技术系数截然不同；其他一些TTIP研究经常使用技术系数，但它们只能显示第一轮上游生产阶段的投入来源。
我们提供了一个闭式解析解，基于推导关税相关的投入产出列昂惕夫系数得出。6 由于分析侧重短期，我们不考虑生产率增长和创新等可能在较长期内发生的变化，而是聚焦其他条件不变时的短期贸易创造效应。短期分析也意味着我们不考虑移民、外国直接投资、供应商转换或贸易转移；这些因素可能强化或减轻部分短期影响。现有关于贸易转移的实证文献表明，与贸易创造效应相比，其缓解作用幅度较小。因此，我们的结果理应涵盖大部分调整效应。随后，我们使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2016年版对贸易网络模型进行校准。该数据库涵盖43个国家、56个行业，其中约30个是服务行业。
我们的方法在多个方面补充了现有文献。
第一，该方法记录了各国在TTIP框架下过渡期间将面临的短期生产和就业影响。文献中的大多数其他模型采用长期视角，假设工资会调整且劳动力市场完全灵活，因此无法说明必然会出现的就业影响。对于TTIP的就业影响，我们采用更侧重短期、也更务实的方法。我们不明确建立劳动力市场模型，而是依据文献中现有的行业层面就业弹性，得出欧美自由贸易下的短期就业响应。模型预测欧美自由贸易带来的生产变化，行业层面的就业弹性则用于估算就业岗位将如何随生产变化而响应。7 短期内假设工资固定、存在失业，因此新增岗位可以由求职者填补。
第二，我们的分析纳入了多个行业以及它们之间的投入产出全球价值链关联。这与许多单一行业模型形成对比；后者的预测假设所有行业调整都已完成。多行业方法让我们能够运用行业特定的关税和贸易弹性，记录各行业的就业影响。8
第三，由于两国之间的生产关联通常因行业而大不相同，我们的行业分析能够更准确地评估贸易冲击产生的间接网络效应，以及一个行业的关税如何在其他国内和国外行业产生生产溢出效应，如上文汽车行业的例子所示。
欧美贸易自由化的结果
我们发现，无论是浅层还是深度贸易协定，迷你版TTIP都能促进欧盟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并永久提高增加值产出和就业。浅层贸易自由化假定关税降至零，非关税措施维持现有水平。深度贸易自由化则假定进一步削减现有非关税措施的50%。这一假设基于这样的考虑：并非所有非关税措施都能减少，因为有些源于不太可能改变的语言和文化差异。9 表1汇总了浅层与深度迷你版TTIP情景下欧美自由贸易进一步扩大的结果。
与相关文献相比，表1所示的短期影响略小于早期文献中流传的长期估算值（Felbermayer 2016）。在深度迷你版TTIP情景下，我们预计短期内欧盟GDP将增长1.3%，美国GDP将增长0.79%。其他研究平均认为，TTIP带来的收益约为欧盟GDP的2%，美国也大致相同。短期收益似乎已经体现了大部分调整效应；长期研究估算的收益略高也合乎情理，因为它们还考虑了技术升级与创新、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移民和贸易转移，这些因素都可能进一步扩大短期收益。
在深度自由贸易情景下，预计美国短期内将增加约35万个就业岗位，欧盟将增加约100万个。采用多行业投入产出方法后可以看出，无论是浅层还是深度TTIP，欧盟28国整体获得的相对收益似乎都将超过美国。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欧盟28国的生产网络在行业之间和国家之间整合得更加紧密，而只有多行业方法才能凸显这一点。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行业越靠近上游，间接生产效应就越强。图2对此作了说明：图中将欧盟与美国自由贸易带来的收益分解为德国和美国的直接与间接效应。直接生产收益指某行业面临的直接出口关税降低所带来的该行业国内产出增加。间接生产收益则来自其他更靠近下游行业的关税降低。图2显示，对于德国基础金属等上游行业，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生产收益中，30%来自美国降低对德国进口基础金属征收的关税；但德国基础金属行业生产收益的70%间接源自德国其他下游行业或欧盟其他行业的贸易自由化，这些行业都从德国基础金属行业获得供应。美国的上游基础金属行业也是如此。
相比之下，对于德国机动车等更靠近下游的行业，大部分生产收益来自美国降低机动车关税。德国机动车行业从自身以外其他行业的关税自由化中获益不多。
利用传统引力分析评估双边自由贸易时，由于分析未考虑行业间的投入产出关联，这些间接生产效应会被忽略。因此我们表明，在利用传统引力分析评估TTIP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收益时，价值链上越靠近上游、且向许多其他行业供应产品的行业，测算偏差就越大（例如基础金属行业）。
从相对收益来看，预计TTIP受益最大的欧盟国家是爱尔兰，其次是德国、比利时和荷兰。这种差异源于各经济体的行业构成，以及其关键行业在欧盟生产网络中的中心性。这印证了Acemoglu等人（2012）及其他研究的结论：一个行业在网络中的中心性决定了总体冲击通过投入产出网络级联传导所产生的影响。如果某行业与其他行业联系不紧密，即使关税大幅降低，也未必会产生显著的总体影响；反之，如果某行业在经济中居于核心位置，并向许多其他行业供应产品，即使关税变化不大，也可能产生重大总体影响。因此，从宏观角度看，这种对自由贸易协定进行细致分析的方法十分重要。
